沈從文的中篇小說《邊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藝術獨創性主要在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牧歌傳統中的頂峰之作，它鞏固、發展和深化了鄉土抒情模式。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論《邊城》的圓形結構藝術。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論《邊城》的圓形結構藝術

　　結構是文學作品的組織形式和內部構造，和作者的創作意圖有著內在的對應和同構關系，是作品意蘊和作者世界觀的重要載體。沈從文小說的結構、意蘊與其創作意圖和世界觀達到了完美的統一，這種完美的統一在《邊城》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這篇小說中，無論是敘述方式、時間結構、人物塑造以及意象等，都貫穿著一個鮮明的特色：圓形美。

一、圓形敘述者

　　敘述視角是敘述語言中對故事內容進行觀察和講述的特定角度。一般說來，小說敘述視角又有內與外、全知與有限的區分。在《邊城》里，沈從文主要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外視角，但同時也運用了人物的有限內視角，二者有機結合起來，產生了小說的復合視角，獲得了獨特的藝術效果。

　　在《邊城》的開頭，作者這樣寫道：

　　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只黃狗。

　　這是一種作為整個故事背景的外在視角的敘述。敘述者以全知的視角置身于小說情景之外，引領讀者跨越現實與虛擬的界限，深入到作家筆下營造的偏僻“邊城”，去感受和體驗那里人們的生活。

　　全知敘述凸顯了一種游刃有余的從容風格，達到了小說自由時空安排、極具對照、穿插等藝術整合功能的獨特效果。對于《邊城》而言，全知視角更是從文化層面審視人性世界，作者顯示出一種深刻，對人生真相有更清醒的認識。因此，全知的敘述手法在小說中占據了主導地位。若僅此而已，《邊城》則充其量只會是一部有著獨特敘事內容的傳統小說。但事實并非如此。小說雖然運用了全知外視角，但讀者始終能潛入文本，既不與人物隔閡，又不游離于故事。究其原因，這與小說文本整體上運用全知外視角，但局部細微處卻運用人物內視角，從而潛入人物內心深處，形成靈犀相通、代人立言的敘述風格，是分不開的。如下面這一片斷：

　　翠翠睨著腰背微駝的祖父，不說什么話。遠處有吹嗩吶的聲音，她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且知道嗩吶方向。要祖父同她下了船，把船拉過家中那邊岸旁去。為了想早早的看到那迎婚送親的喜轎，翠翠還爬到屋后塔下去眺望。過不久，那一伙人來了，兩個吹嗩吶的，四個強壯鄉下漢子，一頂空花轎，一個穿新衣的團總兒子模樣的青年，另外還有兩只羊，一個牽羊的孩子，一壇酒，一盒糍粑，一個擔禮物的人，一伙人上了渡船后，翠翠同祖父也上了渡船，祖父拉船，那翠翠卻傍花轎站定，去欣賞每一個人的臉色與花轎上的流蘇。

　　這里總體上屬于全知外視角切入的敘述，但其中劃線部分轉為翠翠的視角，借其眼光去“眺望”所見，見之細，見之切，真實準確。人物內視角蘊含著豐富的主觀情感，以一種體驗的態度顯示了主人公好奇、羨慕的內心活動。

　　另外，小說中每當老船夫與翠翠同時成為語境的中心時，敘述者便轉換成一位特殊的戲劇化的敘述者，稱老船夫為“祖父”(見以上片段中的黑體字)，像翠翠一樣。這時敘述者變成了和其所講述的人物同樣生動的人物，作者在小說中隱藏起來。這位戲劇化的敘述者借助小說中人物翠翠的旁觀眼光，讓生活以最自然的形態呈現在讀者面前，竭力避免以自己的身份去闡釋人物的思想，從而達到一種自然、生動的效果。由于看不到敘述者，讀者往往自然而然地隨著人物角色進入了作者創造的世界，從而可以毫無中介地直接體會其情感和生活。

　　小說第十三章開頭是對翠翠內心情感體驗的一段敘寫：

　　黃昏照樣的溫柔，美麗和平靜。但一個人若體念到這個當前一切時，也就照樣的在這黃昏中會有點兒薄薄的凄涼。于是，這日子成為痛苦的東西了。翠翠覺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見到這個日子過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這一小段敘述充滿了敘述者的議論與評價(見劃線部分)，明顯烙上了作者印記。雖然議論暫時阻遏割斷小說的情節展現，但因為作者的這種介入是建立在感人物所感的基礎之上，凸顯了人物內心情感體驗的真實與細膩，因而它能言人物所欲言而未能言的內心生活，帶給讀者的也是貼近人物心靈的真實感，因此沒有明顯地破壞小說的連貫性，也沒有導致文本接受的生硬和隔膜。

　　由于《邊城》的敘事采用外聚焦式的全知視角與多重移動的內聚焦視角進行敘事組合，于是小說的敘述聲音也就出現了多重敘述聲音的狀況。小說《邊城》中清晰地呈現出兩個敘事人的聲音，亦即存在著兩個不同的隱指作者——可靠的敘述者與不可靠的敘述者。按照布斯的看法，“可靠的敘述者指的是當敘述者在講述或行動時，與作品的思想規范(這里所說的是，與隱含作者的思想規范)相吻合，不可靠的敘述者則并不如此。”就不可靠敘述者而言，“不可靠”一詞可以保留給這樣一些敘述者：“這些敘述者裝作似乎他們一直在遵循作品的思想規范來講述，但他們實際上并非如此”。

　　沈從文曾說：“一個偉大的作品，總是表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對于當前社會的黑暗的否認，以及未來光明的向往。”“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 ‘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為人類‘愛’字作一恰如其分的說明。”《邊城》正是通過對湘西邊地鄰里之睦、男女之愛、友人之誼、父子母子祖孫之情等世態人性的精雕細刻，贊美了湘西人民簡單而執著的生活信仰、堅韌頑強的生命活力。所以，《邊城》是一座供奉著人性的希臘小廟，一個精神上不堪現代商業文明擠壓的美麗的神話世界。隱含作者的性情、對人類未來發展的渴望及美學原則正是這一現代神話的創構原則;人性美、人情美則是其靈魂。敘述者一直忠實地維護著隱含作者的理想，貫徹隱含作者的審美精神。所以，《邊城》中這位神秘的敘述者是完全可靠的。

　　衡量敘述者是否可靠的另一方法是看體現敘述者創作追求的述本與底本之間的關系。所謂底本是指處于自然狀態中的未經敘事處理的生活現象，它是述本的基礎;所謂述本，則是指敘述者創作的體現敘述者意愿的敘事文本。從底本到述本的過程是敘述者實現自己敘述目的的過程，是一個傾注了敘述者滿腔情感的藝術生產過程。如果敘述者過份地扭曲、變形底本，使述本與底本在質上根本不同，那么其敘述也是不可信的，敘述者失去了可信性。由此標準出發，我們不難發現《邊城》中敘述者又是不可靠的。   《邊城》以浪漫主義的風格和情調，構筑了一個沒有人間煙火味的純凈世界。在這里，彌滿了大自然的清新氣息，氤氳著近于原始的傳統風習，渲染出一段清新而美麗的愛情悲劇。自然之美、風俗之美和人性之美建構起了令人心馳神往的桃源凈界。敘述者面對的似乎不是一個充滿矛盾沖突的現實世界。他以詩意的筆觸，向人們展示了生活在湘西這塊獨立自足世界上平凡人的值得稱頌的人生方式。這是一個平靜而又單純的世界，“一切皆為一個習慣所支配”，生活于其中的人們都在一種淳厚古樸的人情中遵從著約定的社會禮儀，運用“習慣規矩排調一切”。這里的人重義輕利，守信自約。這是一個無須法律規范的世界，一個合符情理、人格平等的世界。這里一切未經商業文明污染。顯然，“邊城”完全是作家人性理想的一種感性形式，對于現代人來說，它永遠那么陌生，那么不可趨近、不可獲得，相對于我們的理性而言是不可靠的敘述，但是，小說卻以強烈的情感性判斷，給我們描述了這一現狀。

　　此外，在作者如詩如畫的描述的字里行間點綴著這樣一些議論：“由于邊地的風俗淳樸，便是作歌女，也永遠那么渾厚”、“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水陸商務既不至于受戰爭停頓，也不至于為土匪影響，一切莫不極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樂生。……中國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掙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遠不曾為這邊城人民所感到。”這些明顯的充滿情緒性的介入式的敘述，同樣使得敘述聲音顯得迷離而不可靠。

　　綜上所述，《邊城》的敘述者是一位性格極為鮮明生動的敘述者。這位多元性格的敘述者可以被稱為圓形敘述者。小說的敘述聲音游走在可靠與不可靠、全知與有限之間，騰挪閃躲，豐富了表現的效果。同時，敘述者眾多不同的個性看似矛盾，敘述功能看似不同，但指向一致，均服務于隱含作者的創作目的，以此透視作家的人生追求和審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