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牧歌傳統中的頂峰之作，它鞏固、發展和深化了鄉土抒情模式;繼魯迅的《阿Q正傳》之后重塑了中國形象。《邊城》的牧歌屬性與中國形象互為表里，為后發國家回應被動現代化，提供了經典的樣式和意緒。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

　　沈從文的長篇小說《邊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藝術獨創性主要在兩個方面凸現出來：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牧歌傳統中的頂峰之作，它鞏固、發展和深化了鄉土抒情模式;繼魯 迅的《阿Q正傳》之后重塑了中國形象。《邊城》的牧歌屬性與中國形象互為表里，為 后發國家回應被動現代化，提供了經典的樣式和意緒。進一步的分析還表明，《邊城》 作為近現代以降文化守成主義思潮在文學上的提煉，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綻，并有移用 異族文化資源等問題，這揭示了主體民族對自我的詩意想象的虛擬性和策略性，以及與 西方文學中的異族想象之間的密切聯系。本文從研究《邊城》牧歌圖式的建構邏輯入手 ，以期對它的藝術獨創性及其意味作闡釋。

一 牧歌作為鄉土抒情形式

　　牧歌（pastoral）本是一個取自西方的文學術語（注：在西方，牧歌（Pastoral）是一個有 悠久傳統的文學品種。遠在古希臘時代，詩人們用它表現牧羊人在村野和自然中的純樸 生活。牧歌作為文類，它的高峰期在文藝復興時期，浪漫主義文學中也能見到它的身影 。文學中的現實主義興起后，牧歌沒有因為缺乏記實性而走向衰落，它在崇尚經驗和寫 實的環境中生存下來，而且走出西方文學的范圍，廣泛滲透到后發國家的文學中。

　　牧歌 在發展過程中，它的涵義也極大地豐富了。現代學者已不再只限于從文學類型的層面上 理解它，燕卜遜在《牧歌的若干形式》一書中認為，“牧歌并非由傳統特征和慣例構成 ，它是一種特殊的結構關系，這種關系超越形式的限制，并得以存在下去”，“如今， 牧歌仍然具有體裁名稱的功能，然而它同時獲得一種引申意義，這種意義與批評家探尋 文學的神話和原型的努力直接有關”。牧歌的實質，是在與復雜、敗壞的城市生活對比 中，表現淳樸、自然的鄉村生活。學者們普遍認為，盡管許多牧歌的描述與城市和鄉村 的實際生活相去甚遠，但這種二元對立的模式，極大滿足了人類回歸自然，回歸鄉土， 回歸單純樸質生活的永恒愿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調”、“氣息” 等一類詞匯搭配，對那些以理想化筆墨處理鄉土題材的作品中能夠界定其本質因素的抒 情傾向和品格，作印象性的描述。

　　我們可以從題材等多個角度去描述這種傾向和品格， 如把“牧歌風”或“牧歌情調”與優美和諧的自然景物，單純簡樸的生活，恬靜平和的 氣氛等聯系起來。但牧歌又不限于文學作品的某個特定方面，它綜合了文體、風格、氛 圍、結構、題材等多種藝術成分，具有整體性、彌漫性的特點。

　　在這個意義上，沈從文 的《邊城》被冠以“牧歌”的機會特別多。如劉西渭的《<邊城>輿<八駿圖>》一文中說 ：《邊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注：引文見劉西渭《<邊城>與<八駿圖>》，1935年 6月《文學季刊》2卷3期。）。汪偉的《讀<邊城>》提到《邊城》有“牧歌風”和“牧歌 情調”，“《邊城》整個調子頗類牧歌”（注：汪偉《讀<邊城>》，1934年6月7日《北 平晨報·學園》。）。夏志清贊賞沈從文的《邊城》是“可以稱為牧歌型的”，有“田 園氣息”的代表作品（注：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162頁，176頁。）。楊義說沈從文“小說的牧歌情調不僅如廢名之具有陶淵明式的閑 適沖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艷幽渺”，是真正的“返樸歸真”（注：楊義《 中國現代小說史》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619頁。）。

　　雖然《邊城》的牧歌屬性最為學者稱道，但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牧歌不是孤立的個案 。牧歌與田園小說有天然的親緣關系，故其抒情特質在田園小說中表現最為突出，我們 可以在廢名的作品中清楚地印證這一點。當我們把目光轉向中國現代文學史，也能在何 其芳、李廣田、林庚、蘆焚、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牧歌這條線索。牧歌代表著對 鄉土和家園的守望;由于中國作為后發國家的特性，在優秀的作家那里，這種鄉土抒情 形式也蘊涵了對民族身份的追尋，對民族形象的詩性想象。

　　《邊城》的確處處充溢著牧歌氣息。象牧歌的歷史所揭示的那樣，構筑樂園的沖動在 這部小說中也十分強烈。樂園被安置在歷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辭》，并享有桃花源盛譽 的湘西。樂園的內在品質更是豐滿而獨特。沈從文聲稱，他要在《邊城》中表現“優美 ，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注：沈從文《<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 見《沈從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45頁。）。他的樂園構想，建立在人性 善的基礎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際關系，茶峒社會與習俗、甚至自然環境等各個層 面。情形正如批評家劉西渭所說：“這些可愛的人物，各自有一個厚道然而簡單的靈魂 ，生息在田野晨陽的空氣。他們心口相應，行為思想一致。他們是壯實的，沖動的，然 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掙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對于生活沒有過分的奢望，他們的 心力全用在別人身上：成人之美。”（注：引文見劉西渭《<邊城>與<八駿圖>》，1935 年6月《文學季刊》2卷3期。）

　　沈從文除強調邊城中人與社會的善的一面外，對詩性人格和詩性自然也濃彩重抹。詩 性（超功利性，非社會化，自然性）與世俗、功利、務實相對，代表了人生的兩個方面， 也代表了社會的兩種價值取向。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態、固執、迂闊和天真在許多細 節上層露無遺。芥微小事，老人的反應亦莊嚴凝重，二者形成強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 的詩性。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云”，為人聰明而富于感情，“有詩人氣質”，含 情脈脈的“注視”和“微笑”是他獨特的求愛韻致。沈從文在《邊城》中還表現了描畫 自然風景的高超技巧。二老為翠翠唱歌，歌聲將翠翠從睡夢托浮起來，上山崖摘虎耳草 的那個夏日夜晚，濃情與美景交織，浪漫而有詩趣。有評論家從《邊城》人物、山水、 意象關系著眼，把《邊城》比作一幅水墨畫（注：王潤華《論沈從文<邊城>的結構、象 征及對比手法》，見《從司空圖到沈從文》，學林出版社1989年版，161頁。），實在是 深得它的氣韻和精神。

　　哀怨凄楚的挽歌是牧歌的天然組成部分。在早期牧歌中，牧羊人經常面對各種挫折： 失敗的愛情，暴虐的主人，死去的朋友等，牧羊人對同伴傾訴憂傷，感懷身世。后來， 牧歌更發展出一個分支——哀歌（注：參閱《簡明大英百科全書》“elegy”辭條，臺灣 中華書局1989年版。）。《邊城》也彌漫著憂傷的氣氛。在現實層面，有詩意愛情與勢 利婚姻的沖突;翠翠父母愛情悲劇的啟悟與暗示，以及人物關系上的難以溝通和誤會， 則提示了命運在發揮作用;在象征層面，《邊城》的總體圖式與桃花源意象和《圣經》 中大洪水意象不謀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義。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為必然， 結果正如劉西渭所說：“作者的人物雖說全部良善，本身卻含有悲劇的成分。惟其良善 ，我們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這種悲哀，不僅僅由于情節的演進，而是自來帶在人 物的氣質里的。”（注：引文見劉西渭《<邊城>與<八駿圖>》，1935年6月《文學季刊》 2卷3期。）

　　樂園和挽歌圖式指示著牧歌的基本框架，而鄉土和傳統的有機融入，為牧歌增添了文 化背景和縱深。《邊城》不僅充分展示了地方獨特的風俗，如龍舟競渡，對歌，儺辭等 ;另一方面，個體的一次性行為，沈從文總喜歡用“照例”、“常常”等副詞使單數敘 事變成復數敘事，從而對具體的人事、行動、情節等作物景化、概括化處理。前者是對 鄉土的實際形態的具體描述，后者發揮的則是還原作用，即把個體歸到類，再把類融入 土地。經驗與人事通過這樣的抽象，從流動時間的沖刷侵蝕中解脫出來，堆積成習慣、 風俗、文化，實現了永恒。這就是沈從文確立的“常”，也是邊城的鄉土之本質所在。 牧歌就滋生在這樣的土壤里。

　　《邊城》同樣有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沈從文聲稱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這人性 其實深深地打著儒家倫理道德觀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標志是他在《邊城》中表現人物的 倫理意識和倫理情感，并從現實關系的層面上評價：如渡船老人、順順父子、楊馬兵等 ，都勤勞、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義、豪勇……。渡船老人性格中灑脫、迂闊的 一面，以及邊城山水、習俗、人物中浸潤的詩性，則見出道家思想的影響。傳統文化的 影響也顯現在《邊城》審美情趣上，如對性愛的態度。兩性相愛以婚姻和家庭生活為最 后的歸宿，感情和行為優雅、克制，深合“發乎情，止乎禮儀”的古訓。如作品的風格 ，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語言，凝練、清寂、簡約，都深得古典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