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牧歌傳統(tǒng)中的頂峰之作，它鞏固、發(fā)展和深化了鄉(xiāng)土抒情模式;繼魯迅的《阿Q正傳》之后重塑了中國形象。《邊城》的牧歌屬性與中國形象互為表里，為后發(fā)國家回應被動現(xiàn)代化，提供了經典的樣式和意緒。下面小編給大家?guī)怼哆叧恰罚耗粮枧c中國形象。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

　　沈從文的長篇小說《邊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藝術獨創(chuàng)性主要在兩個方面凸現(xiàn)出來： 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牧歌傳統(tǒng)中的頂峰之作，它鞏固、發(fā)展和深化了鄉(xiāng)土抒情模式;繼魯 迅的《阿Q正傳》之后重塑了中國形象?！哆叧恰返哪粮鑼傩耘c中國形象互為表里，為 后發(fā)國家回應被動現(xiàn)代化，提供了經典的樣式和意緒。進一步的分析還表明，《邊城》 作為近現(xiàn)代以降文化守成主義思潮在文學上的提煉，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綻，并有移用 異族文化資源等問題，這揭示了主體民族對自我的詩意想象的虛擬性和策略性，以及與 西方文學中的異族想象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本文從研究《邊城》牧歌圖式的建構邏輯入手 ，以期對它的藝術獨創(chuàng)性及其意味作闡釋。

一 牧歌作為鄉(xiāng)土抒情形式

　　牧歌（pastoral）本是一個取自西方的文學術語（注：在西方，牧歌（Pastoral）是一個有 悠久傳統(tǒng)的文學品種。遠在古希臘時代，詩人們用它表現(xiàn)牧羊人在村野和自然中的純樸 生活。牧歌作為文類，它的高峰期在文藝復興時期，浪漫主義文學中也能見到它的身影 。文學中的現(xiàn)實主義興起后，牧歌沒有因為缺乏記實性而走向衰落，它在崇尚經驗和寫 實的環(huán)境中生存下來，而且走出西方文學的范圍，廣泛滲透到后發(fā)國家的文學中。

　　牧歌 在發(fā)展過程中，它的涵義也極大地豐富了?，F(xiàn)代學者已不再只限于從文學類型的層面上 理解它，燕卜遜在《牧歌的若干形式》一書中認為，“牧歌并非由傳統(tǒng)特征和慣例構成 ，它是一種特殊的結構關系，這種關系超越形式的限制，并得以存在下去”，“如今， 牧歌仍然具有體裁名稱的功能，然而它同時獲得一種引申意義，這種意義與批評家探尋 文學的神話和原型的努力直接有關”。牧歌的實質，是在與復雜、敗壞的城市生活對比 中，表現(xiàn)淳樸、自然的鄉(xiāng)村生活。學者們普遍認為，盡管許多牧歌的描述與城市和鄉(xiāng)村 的實際生活相去甚遠，但這種二元對立的模式，極大滿足了人類回歸自然，回歸鄉(xiāng)土， 回歸單純樸質生活的永恒愿望。），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調”、“氣息” 等一類詞匯搭配，對那些以理想化筆墨處理鄉(xiāng)土題材的作品中能夠界定其本質因素的抒 情傾向和品格，作印象性的描述。

　　我們可以從題材等多個角度去描述這種傾向和品格， 如把“牧歌風”或“牧歌情調”與優(yōu)美和諧的自然景物，單純簡樸的生活，恬靜平和的 氣氛等聯(lián)系起來。但牧歌又不限于文學作品的某個特定方面，它綜合了文體、風格、氛 圍、結構、題材等多種藝術成分，具有整體性、彌漫性的特點。

　　在這個意義上，沈從文 的《邊城》被冠以“牧歌”的機會特別多。如劉西渭的《<邊城>輿<八駿圖>》一文中說 ：《邊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注：引文見劉西渭《<邊城>與<八駿圖>》，1935年 6月《文學季刊》2卷3期。）。汪偉的《讀<邊城>》提到《邊城》有“牧歌風”和“牧歌 情調”，“《邊城》整個調子頗類牧歌”（注：汪偉《讀<邊城>》，1934年6月7日《北 平晨報·學園》。）。夏志清贊賞沈從文的《邊城》是“可以稱為牧歌型的”，有“田 園氣息”的代表作品（注：夏志清《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友聯(lián)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162頁，176頁。）。楊義說沈從文“小說的牧歌情調不僅如廢名之具有陶淵明式的閑 適沖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艷幽渺”，是真正的“返樸歸真”（注：楊義《 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619頁。）。

　　雖然《邊城》的牧歌屬性最為學者稱道，但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牧歌不是孤立的個案 。牧歌與田園小說有天然的親緣關系，故其抒情特質在田園小說中表現(xiàn)最為突出，我們 可以在廢名的作品中清楚地印證這一點。當我們把目光轉向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也能在何 其芳、李廣田、林庚、蘆焚、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牧歌這條線索。牧歌代表著對 鄉(xiāng)土和家園的守望;由于中國作為后發(fā)國家的特性，在優(yōu)秀的作家那里，這種鄉(xiāng)土抒情 形式也蘊涵了對民族身份的追尋，對民族形象的詩性想象。

　　《邊城》的確處處充溢著牧歌氣息。象牧歌的歷史所揭示的那樣，構筑樂園的沖動在 這部小說中也十分強烈。樂園被安置在歷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辭》，并享有桃花源盛譽 的湘西。樂園的內在品質更是豐滿而獨特。沈從文聲稱，他要在《邊城》中表現(xiàn)“優(yōu)美 ，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注：沈從文《<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 見《沈從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45頁。）。他的樂園構想，建立在人性 善的基礎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際關系，茶峒社會與習俗、甚至自然環(huán)境等各個層 面。情形正如批評家劉西渭所說：“這些可愛的人物，各自有一個厚道然而簡單的靈魂 ，生息在田野晨陽的空氣。他們心口相應，行為思想一致。他們是壯實的，沖動的，然 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掙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對于生活沒有過分的奢望，他們的 心力全用在別人身上：成人之美。”（注：引文見劉西渭《<邊城>與<八駿圖>》，1935 年6月《文學季刊》2卷3期。）

　　沈從文除強調邊城中人與社會的善的一面外，對詩性人格和詩性自然也濃彩重抹。詩 性（超功利性，非社會化，自然性）與世俗、功利、務實相對，代表了人生的兩個方面， 也代表了社會的兩種價值取向。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態(tài)、固執(zhí)、迂闊和天真在許多細 節(jié)上層露無遺。芥微小事，老人的反應亦莊嚴凝重，二者形成強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 的詩性。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云”，為人聰明而富于感情，“有詩人氣質”，含 情脈脈的“注視”和“微笑”是他獨特的求愛韻致。沈從文在《邊城》中還表現(xiàn)了描畫 自然風景的高超技巧。二老為翠翠唱歌，歌聲將翠翠從睡夢托浮起來，上山崖摘虎耳草 的那個夏日夜晚，濃情與美景交織，浪漫而有詩趣。有評論家從《邊城》人物、山水、 意象關系著眼，把《邊城》比作一幅水墨畫（注：王潤華《論沈從文<邊城>的結構、象 征及對比手法》，見《從司空圖到沈從文》，學林出版社1989年版，161頁。），實在是 深得它的氣韻和精神。

　　哀怨凄楚的挽歌是牧歌的天然組成部分。在早期牧歌中，牧羊人經常面對各種挫折： 失敗的愛情，暴虐的主人，死去的朋友等，牧羊人對同伴傾訴憂傷，感懷身世。后來， 牧歌更發(fā)展出一個分支——哀歌（注：參閱《簡明大英百科全書》“elegy”辭條，臺灣 中華書局1989年版。）。《邊城》也彌漫著憂傷的氣氛。在現(xiàn)實層面，有詩意愛情與勢 利婚姻的沖突;翠翠父母愛情悲劇的啟悟與暗示，以及人物關系上的難以溝通和誤會， 則提示了命運在發(fā)揮作用;在象征層面，《邊城》的總體圖式與桃花源意象和《圣經》 中大洪水意象不謀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義。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為必然， 結果正如劉西渭所說：“作者的人物雖說全部良善，本身卻含有悲劇的成分。惟其良善 ，我們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這種悲哀，不僅僅由于情節(jié)的演進，而是自來帶在人 物的氣質里的?！保ㄗⅲ阂囊妱⑽魑肌?lt;邊城>與<八駿圖>》，1935年6月《文學季刊》 2卷3期。）

　　樂園和挽歌圖式指示著牧歌的基本框架，而鄉(xiāng)土和傳統(tǒng)的有機融入，為牧歌增添了文 化背景和縱深?！哆叧恰凡粌H充分展示了地方獨特的風俗，如龍舟競渡，對歌，儺辭等 ;另一方面，個體的一次性行為，沈從文總喜歡用“照例”、“常?！钡雀痹~使單數(shù)敘 事變成復數(shù)敘事，從而對具體的人事、行動、情節(jié)等作物景化、概括化處理。前者是對 鄉(xiāng)土的實際形態(tài)的具體描述，后者發(fā)揮的則是還原作用，即把個體歸到類，再把類融入 土地。經驗與人事通過這樣的抽象，從流動時間的沖刷侵蝕中解脫出來，堆積成習慣、 風俗、文化，實現(xiàn)了永恒。這就是沈從文確立的“?！?，也是邊城的鄉(xiāng)土之本質所在。 牧歌就滋生在這樣的土壤里。

　　《邊城》同樣有豐富的傳統(tǒng)文化內涵。沈從文聲稱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這人性 其實深深地打著儒家倫理道德觀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標志是他在《邊城》中表現(xiàn)人物的 倫理意識和倫理情感，并從現(xiàn)實關系的層面上評價：如渡船老人、順順父子、楊馬兵等 ，都勤勞、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義、豪勇……。渡船老人性格中灑脫、迂闊的 一面，以及邊城山水、習俗、人物中浸潤的詩性，則見出道家思想的影響。傳統(tǒng)文化的 影響也顯現(xiàn)在《邊城》審美情趣上，如對性愛的態(tài)度。兩性相愛以婚姻和家庭生活為最 后的歸宿，感情和行為優(yōu)雅、克制，深合“發(fā)乎情，止乎禮儀”的古訓。如作品的風格 ，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語言，凝練、清寂、簡約，都深得古典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