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長征勝利80周年，回望歷史，長征本來就是一個向死而生的大膽抉擇，而長征歷程更是時時兵臨絕境，處處絕處逢生。下面就是初一的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手抄報資料，歡迎同學們閱讀學習。
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手抄報初一：長征精神的當代價值
回溯80年前，在國內局勢大轉變的關鍵時刻，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諾的美國新聞記者帶著關于革命與戰爭的無數問題，冒著生命危險，沖破國民黨和西方世界對中國革命的嚴密新聞封鎖，來到陜甘寧邊區，和毛澤東同志進行了長時間的對話，搜集了關于長征的第一手資料。斯諾是長途跋涉在紅色區域進行戰地采訪的第一位西方新聞記者，寫下了許多轟動一時的通訊報道。那些報道匯編成書即《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該書首次出版，由于當時所處環境，中譯本采用了《西行漫記》這個書名作為掩護。重溫這部紅色經典，重思斯諾的紅色記憶，考察作者與毛澤東的對話，研究作者記錄長征的珍貴資料，無疑會產生許多思想啟迪和有益滋養。
從長征起因看黨的領導
對于當代人而言，關于長征的印記，大多來自教科書、影視劇、博物館。譬如，關于長征的詩詞，語文教科書里的《過草地》《飛奪瀘定橋》《艱苦的歲月》，影視劇里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歷史書中關于長征的記載，等等。但是有關長征的專門著述，尤其還是當時的外國新聞記者的獨家采訪記錄并不多見。《西行漫記》堪稱一本了解長征、思考長征的偉大著作。特別是書中關于長征的記載，多是毛澤東的回憶和口述的真實記錄，這為我們研究長征、思考長征提供了寶貴資源和思想財富。
長征是什么?為什么要長征?這是必須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據斯諾記載：“這時南京被江西蘇區的革命潛力完全驚醒了，在一九三零年年底開始了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西行漫記》中文版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53頁)從1930年底第一次“圍剿”開始到1933年4月，蔣介石一共發動了四次“圍剿”。其中，第一次從1930年12月到1931年1月，兵力超過十萬，魯滌平為總指揮;第二次從1931年4月到6月，兵力超過二十萬，何應欽為總司令;第三次從1931年7月到10月，蔣介石親率三十萬軍隊;第四次從1933年4月到10月，人數二十五萬之眾，陳誠為戰地司令官。從以上數據，不難看出，蔣介石對于紅軍的“圍剿”，兵力一次比一次增加，決心一次較一次增大，間隔基本上很短，不給紅軍喘息的機會。但是，面對殘酷的“圍剿”，僅有四萬余人的紅軍在黨的領導下，巧妙地運用運動戰，貫徹執行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術，采取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以己主力各個擊破突然進攻的孤立的敵軍，取得了前四次反“圍剿”的完全勝利。
前四次“圍剿”徹底失敗后，為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圍剿”，蔣介石沒有再給紅軍任何休整喘息的時間，于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間動員了近100萬兵力，采取新的戰略戰術對紅軍展開了瘋狂“圍剿”。盡管紅軍已取得了前四次“圍剿”的勝利，積累了寶貴經驗，但是正如毛澤東所言，“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變中沒有能同蔡廷鍇的部隊聯合。其二是放棄了我們以前的運動戰術，而采用錯誤的單純防御戰略。”這樣導致了紅軍損失慘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了歷經無數艱難險阻，“橫渡中國最長、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過一些最高、最險的山口，通過兇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區，跋涉荒無人煙的大草地，經過嚴寒酷暑，風霜雨雪”的漫漫長征。長征，挽救黨、挽救紅軍、挽救中國革命，保存紅軍有生力量，做出戰略撤退，表明恢復了黨的正確領導和堅持黨的領導的極端重要性。
從長征歷程看信仰的力量
回望歷史，長征本來就是一個向死而生的大膽抉擇，而長征歷程更是時時兵臨絕境，處處絕處逢生。比如，強渡大渡河就是長征中關系最重大的一個事件。歷史上，在遙遠的大渡河兩岸，三國英豪和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領導的十萬大軍都曾全軍覆沒。紅軍沒有重蹈歷史的覆轍，而是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在翻越雪山時，一些衣衫單薄、氣血不旺的南方戰士不習慣高原氣候，凍死不少。譬如，在爬荒涼的炮銅崗時，戰士們一路砍伐長竹，在齊胸深的泥淖上鋪出一條曲折的路來。毛澤東說：“在這個山峰上，有一個軍團死掉了三分之二的馱畜。成百上千的戰士倒下去就沒有再起來。”寥寥數語，展現的紅軍的苦難與卓絕卻是那般震撼與驚心，問題是今天究竟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感知這些呢?
或許《西行漫記》中這樣一組組數據和描述更有助于深化對長征的理解吧。“長征的統計數字是觸目驚心的。幾乎平均每一天就有一次遭遇戰，發生在路上某個地方，總共有十五個整天用在打大決戰上。路上一共三百六十八天，有二百三十五天用在白天行軍上，十八天用在夜間行軍上……平均每天行軍七十一華里，即近二十四英里，一支大軍和它的輜重要在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保持這樣的平均速度，可說近乎奇跡。”(《西行漫記》中文版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79頁)對于如此征程，斯諾曾如此描述，“從福建的最遠的地方開始，一直到遙遠的陜西西北部道路的盡頭為止，其間迂回曲折，進進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長征戰士所走過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長，甚至比這更長。但根據一軍團按逐個階段編的一張精確的旅程表，長征的路線共達一萬八千零八十八里，折合英里為六千英里，大約為橫貫美洲大陸的距離的兩倍，這個數字大約是主力部隊的最低行軍長度。”(《西行漫記》中文版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64頁)
對于這樣的行軍戰斗奇跡，就連當時的國民黨軍隊都心生敬畏，當代人在學習研究長征史詩時，對于紅軍的感慨與敬畏應當更是非比尋常吧。因而，一些問題會常常在思想里回蕩。正如斯諾所言：“這些戰士戰斗得那么長久，那么頑強，那么勇敢……他們到底是什么樣的人?是什么使他們那樣地戰斗?是什么支持著他們?他們的運動的革命基礎是什么?是什么樣的希望，什么樣的目標，什么樣的理想，使他們成為頑強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戰士的呢……但他們卻身經百戰，經歷封鎖、缺鹽、饑餓、疾病、瘟疫，最后還有那六千英里的歷史性‘長征’，穿過中國的十二個省份，沖破千千萬萬國民黨軍隊的阻攔，終于勝利地出現在西北的一個強大的新根據地上。”(《西行漫記》中文版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3頁)如今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早已不再像我們的先輩們那樣需要冒著槍林彈雨，進行長途跋涉親身參與和進行實地采訪了，有許多珍貴資料可供我們研讀和學習。思索紅軍之所以不可戰勝，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勝利，難道不正在于紅軍那向死而生的勇氣和決心嗎?難道不正在于紅軍那超人的吃苦耐勞和對革命的深深信仰嗎?
從長征勝利看民族復興
正是基于黨的正確領導，以及崇高的革命信仰，還有那種堅忍不拔、自強不息、勇往直前、吃苦耐勞的偉大精神，紅軍長征才取得了偉大勝利。當然，客觀而言，評價長征勝利的偉大意義，不能不提毛澤東關于“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的思想。說長征是宣言書，因為它向全世界宣告了紅軍的不可戰勝。說長征是宣傳隊，因為它向沿途十幾個省約兩億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人民的道路。沒有長征，廣大民眾怎會那樣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可以說，長征大規模轉移是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回宣傳。說長征是播種機，因為長征武裝了沿途各省千千萬萬的農民，留下了許多干部來訓練游擊隊。在漫長的艱苦征途上，有成千上萬的人倒下，可是又有成千上萬的勞苦人民充實進來。對于如此史詩般的長征，毛澤東曾經雄渾豪邁地寫下了《七律·長征》《十六字令三首》《憶秦娥·婁山關》《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等記錄長征盛況的詩詞。那不僅是長征戰況的生動詮釋，更是長征精神的詩意表達。
事實上，今天，再豐富的辭藻都無法完全準確再現長征的苦難與輝煌，再充沛的情感都不能完全表達我們對長征的紀念與感懷。不過可以堅信的是，歷史上共產黨人什么路沒有走過?什么苦難沒有經歷過?在通往民族偉大復興新的征程上，永葆長征精神，我們將勇往直前，無往而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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