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園中棗樹

　　白居易

　　人言百果中，唯棗凡且鄙。

　　皮皴似龜手，葉小如鼠耳。

　　胡為不自知，生花此園里?

　　豈宜遇攀玩，幸免遭傷毀。

　　二月曲江頭，雜英紅旖旎;

　　棗亦在其間，如嫫對西子。

　　東風不擇木，吹煦長未已。

　　眼看欲合抱，得盡生生理。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視;

　　君愛繞指柔，從君憐柳杞;

　　君求悅目艷，不敢爭桃李;

　　君若作大車，輪軸材須此。

　　白居易詩鑒賞：

　　元和二年，白居易由盩厔縣尉遷翰林學士。次年五月，授左拾遺。一時間，詩人似乎仕途通達，春風得意，大有知遇之感。同時，也自以為有了臣世濟國，一展鴻圖的機會。于是他終日“食不甘味，寢不遑安”，勉力于“有闕必諫，有違必陳”。以至任職一月，既“諫紙忽滿箱。”然而，他的盡忠職守，直言敢諫，并不被統治者所欣賞。憲宗皇帝就對他深懷不滿。同時，他的孤傲的性格，不畏豪強的激切言論，也深遭權貴的嫉恨。因此，他常常感到苦悶和孤寂。

　　正如他在《長安正月十五》中寫到的：“喧喧車騎帝王州，羈病無心逐勝游。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行樂一人愁。”從政愈久，他對黑暗的現實政治了解愈深，對權貴豪門專權，賢士才俊屈沉下僚的不合理現象就愈加不滿：“悲哉為儒者，力學不知疲。讀書眼欲暗，秉筆手生胝。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遲。”“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勛戚資。”(《悲哉行》)《杏園中棗樹》這首詩大約就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下寫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