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園中棗樹
人言百果中,唯棗凡且鄙。
皮皴似龜手,葉小如鼠耳。
胡為不自知,生花此園里?
豈宜遇攀玩,幸免遭傷毀。
二月曲江頭,雜英紅旖旎;
棗亦在其間,如嫫對西子。
東風不擇木,吹煦長未已。
眼看欲合抱,得盡生生理。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視;
君愛繞指柔,從君憐柳杞;
君求悅目艷,不敢爭桃李;
君若作大車,輪軸材須此。
白居易詩鑒賞:
元和二年,白居易由盩厔縣尉遷翰林學士。次年五月,授左拾遺。一時間,詩人似乎仕途通達,春風得意,大有知遇之感。同時,也自以為有了臣世濟國,一展鴻圖的機會。于是他終日“食不甘味,寢不遑安”,勉力于“有闕必諫,有違必陳”。以至任職一月,既“諫紙忽滿箱。”然而,他的盡忠職守,直言敢諫,并不被統治者所欣賞。憲宗皇帝就對他深懷不滿。同時,他的孤傲的性格,不畏豪強的激切言論,也深遭權貴的嫉恨。因此,他常常感到苦悶和孤寂。
正如他在《長安正月十五》中寫到的:“喧喧車騎帝王州,羈病無心逐勝游。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行樂一人愁。”從政愈久,他對黑暗的現實政治了解愈深,對權貴豪門專權,賢士才俊屈沉下僚的不合理現象就愈加不滿:“悲哉為儒者,力學不知疲。讀書眼欲暗,秉筆手生胝。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遲。”“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勛戚資。”(《悲哉行》)《杏園中棗樹》這首詩大約就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下寫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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