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太和3年(公元829年)4月，年近花甲的大詩人白居易到達洛陽，住進5年前他在洛陽長夏門東履道里購置的宅第。洛陽為唐陪都(時稱東都)，5年前，他以太子左庶子身份被派到東都時，便買下了這片住宅，預作自己的終老之地。其后，他歷任蘇州刺史、刑部侍郎等內外官職，冗務在身，難如所愿。如今，終于奉詔為太子賓客(系東宮即太子屬官)，分司東都(即以太子的名義分管東都事務)。所謂“分司”，實際上并不任職，不過是對達官顯宦退休后的一種特殊優待。這份并不當差的優渥差事，正是他所向往的。

　　詩人自己有詩為證。

　　就在太和3年，白居易寫過一首題為《中隱》的詩。我們知道，自古以來，士大夫大都在出仕和歸隱之間矛盾、徘徊。所謂“達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朝政紊亂，仕途險惡，迫使官員不得不考慮歸隱以明哲保身。歸隱也有不同的選擇。有道是“大隱隱于鬧市，小隱隱于山林”，白居易選擇的是“中隱”，既不在朝廷做官，不在都城長安居住，也不退隱于偏遠的山林，而是去東都洛陽任一個虛設的官職。這樣，依舊可以享受做官的好處，又避開了政治矛盾的中心——險惡的朝廷。中唐時期宦官弄權，藩鎮割據，朝中不時波濤洶涌。白居易屢經宦海風波，加之進入了暮年(寫《中隱》一詩時已58歲)，意志走向消沉，做這樣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

　　他似乎有先見之明：他離開長安6年之后的太和9年，唐文宗與大臣李訓、鄭注合謀鏟除宦官，不料計泄，反被宦官挾持。宦官頭子仇士良、魚弘志策動神策軍作亂，包括4個宰相在內的大批官員被殺。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甘露事變”。遇害的宰相中有兩個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貫反對宦官專權，此時如在長安，很有可能被卷進去，遭遇不測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