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太和3年(公元829年)4月,年近花甲的大詩人白居易到達洛陽,住進5年前他在洛陽長夏門東履道里購置的宅第。洛陽為唐陪都(時稱東都),5年前,他以太子左庶子身份被派到東都時,便買下了這片住宅,預作自己的終老之地。其后,他歷任蘇州刺史、刑部侍郎等內外官職,冗務在身,難如所愿。如今,終于奉詔為太子賓客(系東宮即太子屬官),分司東都(即以太子的名義分管東都事務)。所謂“分司”,實際上并不任職,不過是對達官顯宦退休后的一種特殊優待。這份并不當差的優渥差事,正是他所向往的。
詩人自己有詩為證。
就在太和3年,白居易寫過一首題為《中隱》的詩。我們知道,自古以來,士大夫大都在出仕和歸隱之間矛盾、徘徊。所謂“達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朝政紊亂,仕途險惡,迫使官員不得不考慮歸隱以明哲保身。歸隱也有不同的選擇。有道是“大隱隱于鬧市,小隱隱于山林”,白居易選擇的是“中隱”,既不在朝廷做官,不在都城長安居住,也不退隱于偏遠的山林,而是去東都洛陽任一個虛設的官職。這樣,依舊可以享受做官的好處,又避開了政治矛盾的中心——險惡的朝廷。中唐時期宦官弄權,藩鎮割據,朝中不時波濤洶涌。白居易屢經宦海風波,加之進入了暮年(寫《中隱》一詩時已58歲),意志走向消沉,做這樣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
他似乎有先見之明:他離開長安6年之后的太和9年,唐文宗與大臣李訓、鄭注合謀鏟除宦官,不料計泄,反被宦官挾持。宦官頭子仇士良、魚弘志策動神策軍作亂,包括4個宰相在內的大批官員被殺。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甘露事變”。遇害的宰相中有兩個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貫反對宦官專權,此時如在長安,很有可能被卷進去,遭遇不測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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