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依法治國方針的確立，法治成了當今中國最流行最時髦的詞匯之一。在依法治國大旗下，“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村、依法治稅”等口號可謂鋪天蓋地。什么是法治？對法治應持什么態度？恩格斯說：“在科學上，一切定義都只有微小的價值。”因此，筆者在這里不探求法治的內涵，而是從多個視角對法治進行審視，以期能凸顯法治的冰山一角。

　　----方略觀。

　　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略，意味著國家的治理主要依據法律來進行，社會的整合主要由法律來實現。法治是與人治對立而言的，對此******主席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歷史上曾出現過禮治、德治、黨治等多種管理國家的模式，但都是****制度的產物，與人治是一脈相承的。只有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在治國方略上，法治是否應與德治相結合呢？筆者認為，既然作為治國模式的一種選擇，我們應當持慎重態度，并且只能堅持一個標準，要么是法治，要么是德治。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禮法并用”、“德主刑輔”的治國主張，但因“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八議”（古代刑法對八種特權人物減刑的規定）、“官當”（以官抵刑）、“上請”（貴族犯罪上報皇帝減刑的制度）等特殊規定使得所謂的“禮”、“德”成為剝削階段魚肉老百姓的工具，而且由于在懲罰犯罪上堅持了雙重標準，導致了法律適用的混亂。①雖然人民當家作主的當代中國與古代****社會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我們知道，法律是對人民行為準則的最低限度（當然包括維持社會秩序所必需的最低的公共道德）要求，依靠國家暴力這個外在強制力執行，而道德往往是對人們行為準則的較高要求，依靠人民的內心信念來自發實現。當今中國，法制意識不高，實現真正的法治都很困難，要實現較高要求的德治談何容易？再者將國家重大事務寄托在少數人的內心信仰上也是極不可靠的。況且如果我們過分強調德治的作用，就會削弱法治的力量，淡化法治在管理國家事務中的絕對權威性和至高性，從而最終影響法治的實現。應當強調的是，我并不忽視道德在調整社會關系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而是說作為治國方略只能堅持一個標準、一個模式，筆者認為以中國實情出發，在治國方略上實行法治是正確的唯一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