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道德經中的自由思想論文

　　內容提要：《道德經》是老子哲學思想的系統論集，闡述了老子的宇宙觀，政治觀和認識論。“道”是老子哲學思想的基本范疇。老子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道自然而然無所依。道生萬物，卻生而不宰，任萬物自然發展。老子是一個無神論者，“道”不是神，不是絕對精神，而是實在。老子眼中的宇宙是一個沒有主宰者的自然宇宙，宇宙因沒有主宰者的主宰而自發和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類應該效法沒有主宰者的自然自發的天道，在人世間建立沒有主宰者的自由和諧世界。無為而治就是防止統治者主宰國家和百姓，在人間去除主宰者。沒有主宰者人世間就是人人互不主宰，人人各自保有自由的人世間。天道自然，人道自由。本文旨在發掘道德經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思想，以便建立自由平等等普世價值的本土文化根基。

　　關鍵詞：道；自然；自由；無為而治

　　前言

　　中國哲學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學的言說方式，其語言具有強烈的暗示性，不像西方哲學那樣用及其精細的表述。這個特點一方面導致了后人在文本意思的理解上的異見紛呈、莫衷一是，種種注解版本層出不窮，給中國哲學的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另一方面也使其具有言之不盡的無窮內涵，為后人的繼承和發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在后人的不斷注解下保持了長久的生命力。道德經就是這樣的一部哲學巨著。道德經言語相較于其他中國哲學文本更具暗示性，甚至連文本也沒有統一的版本。對于紛雜的版本所帶來的問題，倘若考據起來，不知要考據到何年何月。考據不是筆者的研究取向，也不是本文所要承載的內容，只好存而不論。因此筆者選擇由陳鼓應先生所整理的現今流傳最廣的版本作為解讀的文本基礎。對于語言的暗示性所帶來的真意把握問題，能指解析法和文本互釋法是比較科學的解讀方法，因此筆者打算主要用這兩種方法來解讀道德經文本。索緒爾的“能指與所指”的文本解釋理論認為：解析文本的關鍵在于把握文本的言說對象，亦既“能指”。要準確理解一個文本，就要看這個文本的語言是向誰訴說的。道德經的言說對象主要是國君，老子批判的是國君的肆意妄為，老子的“無為而治”也是專為君主所設計的一套行為模式，文本的其他部分也是圍繞這個核心來展開論證的。先是不滿于諸侯混戰、百姓困苦的血淚現實，繼之找到亂的原因：“君有為”，然后主張“無為而治”，最后創建理論體系為“君主為什么不能有為，而只能無為”做論證。這應該是老子哲學產生歷程的最為科學的解釋。任何哲學理論都是源于人的存在現實，都是對現世人生的超越性思考。“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1]”。這是哲學思考所依據的現世根基。但是，僅僅是存在現實并不足以激發人的超越性思考，更為根本的還是作者的價值取向（當然，價值取向不是憑空產生的，它來源于社會文化）。做為周朝守藏史的老子對遠古原始社會的歷史當是非常了解，原始社會的自由平等對老子價值取向的形成發生了根本性的影響，使得他在尋找社會動亂的原因上更傾向于自由價值的失落。另外，春秋時期隱士群體的價值取向進一步強化了他對自由和諧的執著。鑒于此，筆者打算在本文的序論中著重分析老子的時代背景和他的價值取向的來源（原始社會的自由和平等）。

1．序論老子自由思想的社會背景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先秦歷史是一部由氏族制度向國家制度轉化的歷史。氏族制度是自發產生的社會制度、小范圍的社會制度，人們休戚與共，共同勞動和占有財產。作為原始公有制的氏族制度，是在當時的生產能力下唯一可行的所有制形式和消費形式。氏族中尚無剩余的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只能是公共占有和平均分配，此時還不可能產生私有觀念，因而沒有貧富之分。同時，由這種經濟關系所決定，氏族成員之間也就形成了天然的平等關系，沒有社會地位的高低貴賤之分。這本來是一中自然形成的和諧關系，并不是人類意志作用的結果，人的意志也無能力作用。由于氏族是小范圍的熟人社會，主要靠血緣、情感和財產公有來維持社會秩序，不需要強制，甚至不需要明確的道德意識。在這樣的社會里，可能某個或某些年長的人對共同體的事務有超過常人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不足以也無意主宰共同體中其他人的命運，人與人之間本質上是自由平等的。氏族首領替部眾管理生產和公共事務，但卻是代表著公眾的意志。氏族成員之間、氏族與自然環境之間是一種自發的和諧關系，他們因這種和諧而享有原始的自由，盡管他們在物質上很貧乏。然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從大自然中取得越來越多的東西（這一方面改善了人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私有財產的出現，而對財產的私人占有刺激了人的占有欲的增長。），生存變的越來越容易，因此繁衍出越來越多的人口，群體規模不斷膨脹。群體規模的膨脹帶來了兩個結果：一是他們需要不斷擴大領地以獲得生存機會，當領地擴展到其他群體的邊界時，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相互交往和摩擦就不可避免了；二是氏族內部成員之間的休戚與共的關系越來越難以維持：領地和財產的增加使得在一個廣闊的區域內財產的公共生產和公共占有成為不可能。氏族內部群體所面臨的自然環境不在象以前那樣雷同，而是差異甚大。這種情況下，共同的生產活動就難以組織起來，生產必須各自做主。另外，廣闊的區域也使得財產的共同占有和分配成為不可能，因為財產的保養和運輸成本將會高到難以接受，財產必須分立，人們只好各利其利。此外，種群人口的快速增長也進一步稀釋了氏族成員之間的血緣關系和情感關系。于是大家只好各親其親，熟人社會逐漸演變成陌生人社會。氏族無法避免的分化成不同的小群體。氏族之間交往與摩擦的不斷深化，加之各氏族內部的分化使得依靠熟人之間的血緣、情感關系和財產的公有來維系秩序的氏族制度面臨不可避免的解體命運。“平等的權利，個人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也都是從氏族制繼承下來的。當人們大量增加財產以后，當社會上開始感受到財產的影響和力量以后，奴隸制便出現了。奴隸制破壞了上述種種原則，它認為變成奴隸的人是非我族類的外人，是被俘虜的敵人，它就是靠這種自私而虛偽的理由支撐下去的[2]”。社會已經擴展，由熟人社會擴展為陌生人社會；由自由社會轉變為階級社會；自由價值失落。

　　氏族社會的解體和國家的產生是同一社會運行過程，類似于國家的社會制度就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這就是夏商周以宗法禮治為特色的封建制度。然而封建制度下的離亂紛爭表明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社會整合方式。哲學源于人類的存在現實。“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3]”。春秋末期，兼并戰爭日趨激烈，“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4]”兼并戰爭的結果，一方面是國家越并越大，越打越少，一方面是人民陷入越來越深的苦難。對怎樣改變離亂紛爭的社會現實的不同思考形成了春秋戰國時家爭鳴的局面。“…自老聃，孔丘至于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5]”。老子、孔子和韓非等諸子面臨同樣或類似的社會現實。與他們一樣，老子也試圖找到一種社會整合方式。老子很懷念遠古氏族時代的原始平等與和諧（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與老彭也[6]），試圖在新的社會中保守正在失去的平等與自由。“根本看來，道家的憂患意識仍在于關切吾人之存在是否能與世界之存在取得永久的平衡與和諧[7]”。在老子看來，社會的混亂誠然與人們不能以道德自覺自律有關，而道德失落卻有著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自然（自由）價值的失落，因為社會道德觀念體系和評價機制嚴重違背了自然（自由）原則。因此，要通過“無為”的政治行為方式，恢復“自然”的崇高價值，從而建立起“自然”的社會秩序。老子的“無為而治”就是就是充分容納自由的社會整合方式和政治行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