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商務印書館復興管理論文

　　商務印書館不但是我國近現代最大的出版社，同時也是重要的學術機構。它有一套完整的組織系統，下設編譯所、印刷所、發行所，各司其職，效率極高。三所之中，以編譯所最為重要，我國近現代各學術領域的著名學者和各界名流中的不少人都在里面工作過，如夏曾佑、杜亞泉、蔣維喬、蔡元培、孟森、陸費逵、胡愈之、陳叔通、茅盾、蔣夢麟、鄭貞文、周昌壽、陳布雷、謝六逸、竺可楨、任鴻雋、周鯁生、陶孟和、何炳松、顧頡剛、葉圣陶、向達、陶希圣等等。除本職工作外，編輯還必須編寫教科書、辭典等書籍；編輯之余，不少人撰寫了各種專著和論文。它還資助學者到國外考察或從事其他工作，如蔡元培到德國留學，張元濟、鄭貞文代表中華學藝社到日本搜集珍稀古籍，都是由它部分或全部出資。它甚至提供資金讓學者集中一段時間安心寫作或研究。例如，曾任編譯所所長的高夢旦一直想改革部首檢字法，并已有相關成果，但自覺不夠完善，當他聽說在清華學校任教的林語堂曾發表過一種首筆檢字法，就輾轉托人介紹，與林語堂詳談，力勸其繼續研究，還以商務印書館名義與其訂立合作研究的契約：一年內按月資助若干元，以減少他的課時，用以研究新檢字法。

　　商務印書館還擁有遠東藏書最多的圖書館——由原編譯所資料室涵芬樓改造而來的東方圖書館。1924年，商務印書館費銀11萬余兩建造了五層鋼筋水泥的大樓，以庋藏日漸增多的各類書刊，并供公眾查閱。至1931年，館藏普通中文書籍已達268000余冊；外文書籍80000余冊；各類善本古籍35083冊；中外版圖表、照片5000余種；22省元、明以來方志2641種，25682冊，“此中除省志齊全外，全國府、廳、州、縣志應有2081種，本館已收1753種，實已達全部百分之八十四”[2]。中外報刊雜志的收藏亦極完備，其中不乏珍稀之本，如香港出版而久已絕版的《中國匯報》（ChineseRepository）、《哲學評論》（PhilosophicalReview）等全套雜志，甚至遠東唯一的孤本——初版全套德國《李比希化學雜志》（Liebig''sArmclenderChemieundPharmazie），以及我國清末以來出版的《諭折匯存》、《外交報》等大量全套報刊雜志。在張元濟、王云五等人的苦心經營下，到20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不但在中小學教科書、普及讀物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已經出版或正在出版的《四部叢刊》、《萬有文庫》等大型叢書、《百納本二十四史》，以及《辭源》等工具書更是影響巨大，其他出版社無與頡頏者。

　　正當商務印書館業務蒸蒸日上之際，一場巨大的民族災難打斷了這一進程。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突然侵犯上海閘北地區，我十九路軍奮起抵抗，淞滬抗戰爆發。次日上午，位于寶山路上的商務總廠和附屬尚公小學因遭日機轟炸著火，燒至下午全部被毀。2月1日，曾被火勢殃及的編譯所（包括附設的10多家雜志社）和東方圖書館又因日本浪人放火，大火再襲，到傍晚焚毀一空。從3月2日日軍占領商務印書館所在的閘北地區，到5月23日由上海撤兵區域接管委員會收回為止，占地80余畝的廠區內，除機器修理部、澆版部及病房幾處外，其他龐大的建筑群均成廢墟；所有的機器設備、書稿紙張及藏版等均付之一炬；東方圖書館藏書除5000冊善本寄存金城銀行外，其余亦化為灰燼。據統計，物資損失高達1600余萬元。[3]至于無形的損失，更是無法計量。如，時任編譯所所長的我國現代著名史學家何炳松曾計劃寫一部縱向上通貫古今、橫向上包羅萬象的通史。據鄭振鐸說，這個“中國通史的計劃，預定請國內若干歷史學者們通力合作；那計劃是很新穎的，把全書分作了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書。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倭變，商務印書館一炬成灰，這個計劃也便無疾而終。然即就已經出版的三四十本書看來，如果這部書能夠成功，無疑的將成為中國通史中最好的一部。”[4]鄭振鐸的回憶略有小誤，他將同是何炳松主編的《中國史學叢書》誤記為《中國歷史叢書》了。《中國史學叢書》所收為年譜，譜主絕大多數為歷代學術文化界人物，共出版43種；《中國歷史叢書》從1930年7月到1931年9月共出版10種，并無三四十本之眾；選題均為中國史的重要內容，而且范圍廣泛。其中屬于政治方面的有《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三國之鼎峙》、《晉之統一與八王之亂》、《義和團運動與》等；屬于經濟、文化、學術方面的有《西漢經濟史》、《宋元經濟史》、《東漢之宗教》、《辯士與游俠》、《王守仁與明理學》，值得注意的是，還有近現代選題《日俄戰爭與遼東開放》。如果能將這些專題研究綜合起來，加以融會貫通，做到何炳松極力主張的專史家與通史家的結合，那么，一部優秀的通史將指日可待。令人扼腕的是，一位具有通識眼光的歷史學家關于中國通史的精心設計，竟毀于日本帝國主義之手！從某種角度看，這類無形的損失，價值并不低于物質的損失。

　　以后，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成立了以張元濟為首的特別委員會，下設善后辦事處作為具體辦事機構，由王云五等人負責，編譯所所長何炳松等原部分雇員為工作人員。當時滿目頹垣，百廢待舉。辦事處首先列出了亟待處理的21件事項并作了分工，確定了相關負責人。其中何炳松主持清理存稿存版及版稅、清理圖書館、保管和宣傳等工作，同時參與清理各種契約及交際工作。不久，辦事處正式命名下屬機構，任命何炳松為稿版處、保管處、圖書館清理處、宣傳處負責人。

　　商務印書館遭難后，王云五趁機大刀闊斧地進行了組織結構調整。他首先解雇了已經停職的全體職工；接著縮小組織，設立總管理處主管公司行政，自任總經理，統攬一切事務。總管理處下設生產部、營業部、供應部、主計部、審核部、秘書處和人事委員會等7個部門，分管有關工作。與以前相比，最重要的'變化是取消了職責重大的編譯所，代之以隸屬于生產部的編審委員會，并親自兼任主任，[5]由李拔可、何炳松、莊俞、李伯嘉兼編審員。從機構設置看，編審委員會屬于三級機構，地位實在微不足道，但這個三級機構的主管者卻是一級機構的總經理，這樣的職務安排未免有點不倫不類，出現這種情況與王云五的偏狹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