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在實踐中的發展論文

　　內容論文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以及當代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向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挑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將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的因素納入研究范疇，他們從動態角度或采用動態分析方法解釋國際貿易的發展變化，使動態比較優勢理論不斷發展和完善。雖然這一理論不像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那樣具有公認的統一權威性，而是體現在不同經濟學家的若干論述中，但其理論觀點、分析方法以及對現實的解釋，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 論文關鍵詞：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發展，外生變量，內生變量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從各國間勞動生產率差異或資源稟賦差異的角度，揭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以及一國在現存資源和供求力量作用下的最優貿易模式，符合當時自由貿易發展的需要和趨勢，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適用環境發生了變化，其種種缺陷也逐漸顯現出來。特別是它忽略技術進步和時間因素、忽視比較優勢轉化和潛在優勢培育的靜態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該理論的廣泛性和適用性，使其無法對當代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向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挑戰，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興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從新的理論視角對同際貿易產生的原因、福利效果等進行闡述和分析，特別是從動態的角度或采用動態分析方法解釋國際貿易的發展及其格局變化。他們放松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條件，考慮多種因素和多種變量，特別是加入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因素，住更寬的理論框架和更接近現實的條件下，探討貿易的動態利益或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問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逐漸形成。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基本上沿著兩個方向進行，一個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個則是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之間的關系。

　　一、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突破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框架，把技術變動引入研究領域，認為技術進步是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的變量，認為技術是無法控制的，是意外偶得的產物，并將技術進步的內涵定義為來源于產品及裝備水平的提高、工藝的改進等。這一理論用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差異來說明國際貿易的流向、國際貿易格局以及發達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與貿易。

　　(一)動態比較成本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經濟迅速崛起，激發了一些經濟學家對這一現象和發展進程的研究興趣。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1955)從動態的、長期的觀點出發，把生產要素的供求關系、政府政策、各種可利用資源的引進、開放等因素綜合到貿易理論中，從而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他認為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都是一個動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包括生產要素稟賦在內的一切經濟因素都會發生變化，而生產要素變化的程度和速度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會有很大差異，由此引起一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相對地位發生變化。對后進國家來說，如果某些產業的產品在生產要素稟賦變化的基礎上由比較劣勢轉化為比較優勢，將極大地改變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從而獲得動態的比較利益。因此，他強調一國應借助各種手段、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比較優勢轉換。其主要觀點如下：(1)一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比較優勢或劣勢是可以變化的，經濟的發展不僅取決于資源的豐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政府的支持；(2)一國的國際貿易優勢應與合理的產業結構保持一致；(3)動態比較優勢的形成要借助國家的干預力量，政府應以增強國際競爭力為目的，扶植和促進國內重點產業的發展。其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后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可以由劣勢轉化為優勢，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該理論成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為日本的“貿易立國”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雁行理論”與“雁行發展模式” “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簡稱“雁行理論”)最早由日本學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1932年在《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原理》一文中提出。他在考察日本棉紡工業發展進程時發現，隨著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的開放，西方棉紡織品大量涌入，促使近代技術和低工資成本相結合的日本紡織工業迅速成長，并經歷了進口浪潮——國內工業形成——出口浪潮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推移進程在圖形上酷似三只大雁依次展飛，由此赤松要認為，一國主導產業的發展要依次經歷從發達國家進口新產品和新技術、建立和形成與先進國相同的本國產業、向國際市場出口三個階段。這一理論闡釋了國際貿易對后進國的影響，揭示了后進國家參與國際貿易的模式以及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途徑。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赤松要與其學生小島清及其他學者進一步將“雁行理論”擴展于形容20世紀60-80年代東亞各國、各地區產業分工與梯度轉移以及經濟依次起飛的動態過程，并形象地稱之為“雁行發展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該模式認為，按照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技術先進、資金雄厚的日本居于東亞經濟發展的雁頭地位，主要從事技術開發并進行產業轉移，帶動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一定資金和技術積累的“四小龍”，可以積極利用日本的資金、技術和市場，重點發展資本密集型工業和部分技術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又將失去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因而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是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身。作為雁尾的東盟和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的中國，具有豐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利用日本和“四小龍”產業結構轉移的機會，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并奮力追趕、努力在產業結構升級和比較優勢轉換的階梯上攀升。由此，東亞國家按照“日本-四小龍-東盟、中國”的產業轉移順序，呈現出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地區)多層次趕超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