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研討論文

摘要]圍繞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研究，基于CNKI（2008-2017年）十年樣本文獻進行文獻量化分析。通過對樣本文獻的時間分布、引證文獻、共引文獻、關鍵詞共現(xiàn)和其他分布情況進行分析，以梳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研究進展，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文獻量化

　　在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zhàn)略的背景下，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蓬勃發(fā)展，不斷取得新突破、新進展，推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成為新的時代命題。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水平直接影響著國家能否切實公平地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滿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2016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等政策的出臺，實現(xiàn)了我國公共文化設施建設與管理、公共文化服務提供與保障等有法可依。隨著公共文化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工作的穩(wěn)步推進，今后公共文化服務的重心將逐步轉移到實現(xiàn)均衡發(fā)展上來。在此社會發(fā)展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務及其均等化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1數(shù)據來源及方法

　　筆者以CNKI為樣本文獻來源數(shù)據庫，以“公共文化服務”并含“均等化”為主題詞進行高級檢索，檢索時間為2017年6月18日，共得到文獻775篇。其中SCI、CSSCI及核心期刊文獻總量共155篇，剔除報紙報道、碩博論文、無關論文后共得到關聯(lián)性較高的樣本文獻106篇。利用知網計量可視化分析以及Citespace等方法繪制出樣本文獻的研究發(fā)展圖譜，對其發(fā)表時間、引證文獻、共引文獻、關鍵詞共現(xiàn)和其他分布情況進行分析，以梳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研究進展。

2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研究時間分布

　　通過繪制樣本文獻的發(fā)刊時間與發(fā)刊數(shù)量關系圖，可從時間維度上直觀看出學術界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研究的產出趨勢?！肮参幕站然毖芯课墨I數(shù)量于2011年開始呈現(xiàn)明顯上升的趨勢，2011年成為時間序列中的第一個關鍵節(jié)點；2015年對應研究文獻數(shù)量達近年來峰值共28篇，并且年際間的文獻增量出現(xiàn)小范圍的波動，2015年之后又呈現(xiàn)出明顯下降的趨勢，2015年成為時間序列上的第二個關鍵節(jié)點.2008年以前，學術界圍繞公共文化服務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幾乎沒有涉及到與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相關的研究?！笆晃濉币?guī)劃是較早提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國家級文件，隨著政府加大對文化事業(yè)投入及一系列公共文化建設重點工程的開展，2008-2010年間，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研究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研究初期集中于初步探索階段，文獻數(shù)量較低，范圍涵蓋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現(xiàn)狀、影響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因素、政府職責以及圖書館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發(fā)展布局等主題。2010年后關于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研究呈現(xiàn)上升趨勢。隨著我國重點文化工程和文化項目的落實，促使覆蓋城鄉(xiāng)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初見成效，全國文化基建項目穩(wěn)步推進，群眾文化機構數(shù)量有所上升，服務內容更加豐富，信息化水平也快速提高。在這樣的背景下并伴隨著“十二五”規(guī)劃的頒布，掀起了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研究的熱潮。2011-2015年間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研究發(fā)文量激增，占樣本總量的68%，學術界開始更多關注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路徑選擇，聚焦不同群體間、地區(qū)間的公共文化服務現(xiàn)狀評價和服務水平差異比較，開始了因地制宜的均等化探索和學習。2015年后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研究產出開始下降，但研究逐步深入到服務模式、文化效應與價值實現(xiàn)等領域，也開始出現(xiàn)諸如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數(shù)字公共文化服務等新的研究方向。

3引證文獻

　　引證文獻是衡量學術文獻影響力大小的重要因素，被引證的次數(shù)越多說明該文獻學術影響力越大，越有價值。樣本文獻中引證最多也是出版較早的文獻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羅爾斯《正義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薩瓦斯《民營化與公私部門的'伙伴關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亞里士多德《政治學》，這些學術著作為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及其路徑選擇奠定了扎實的理論基礎。羅爾斯認為正義的主題就是主要的社會體制分配基本權利與義務和確定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1]而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就是在確保社會成員文化權益基礎上對文化服務這種利益進行分配，是實現(xiàn)分配正義的一種方式，是在尊重社會成員的自由選擇權基礎之上，確保全體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機會均等、結果大體相等。[2]機會均等意味著盡管全體公民要素稟賦有差異，但接近和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機會和起點是公平的，平等主體間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所得機會是相等的，即平均的正義。結果大體相等是考慮到全國各地發(fā)展情況、發(fā)展速度存在一定差距，要求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實現(xiàn)地區(qū)無差異并不現(xiàn)實，需突出因地制宜的特點，根據各地區(qū)供給能力和公眾需求，創(chuàng)新供給方式，實現(xiàn)按需供給的最佳狀態(tài)，逐漸推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標準化、均等化。陳立旭等學者認為因其具有非排他和非競爭性的特點，決定了在推進均等化的過程中需明確政府的主導地位，確保志愿參與的社會組織、承擔服務責任的服務機構能夠拋開民族、地域、收入差距的偏見，讓全體公民都能獲得與當下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狀況相適應的文化產品與服務。[3]均等化的關鍵在于確保最低標準的公平，實現(xiàn)結果的相對公平，即分配的正義。薩瓦斯對公私伙伴關系、公共服務民營化等內容的論述開辟了公共服務供給、政府再造的新路徑。實現(xiàn)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是保障公民文化權益的重要途徑，也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必然結果。同處一個國家的社會各階層、各類群體對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內容、服務條件、服務質量等的需求與期望紛繁各異，要實現(xiàn)服務的有效供給就必須確保對這些需求做出切實的回應。就我國現(xiàn)狀而言，以政府為主導地位的供給方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效率，但由于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公民需求必然存在著差異，這種方式無法實現(xiàn)完全與公眾文化需求的良性對接，容易造成文化服務供需不匹配的局面，引發(fā)資源浪費等問題。因此多元主體參與公共事務成為一種新的發(fā)展趨勢，實現(xiàn)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也可以考慮引入雙元主體參與、三元主體合作、多元主體互動的供給方式。通過強化政府責任，完善公共文化投資體系，暢通需求表達機制，加強人才隊伍建設等一系列具體措施，盡可能確保全體公民基本文化權益的實現(xiàn)。[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