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城市化發展和科學的人居環境論文
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強調城鄉統籌、可持續發展與和諧社會構建等都與生態規劃思想理念密切相關。生態環境目標預測，特別應考慮生態安全與生態安全格局。城鄉規劃用地選擇首先要考慮生態適宜性。
城市化一般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區集中和農村地區轉變為城市地區的過程;這一過程促使城市數目增多，各個城市的人口和用地規模擴大，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斷提高。其中，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城市化的重要標志之一。
但是以簡單的增長率和比較人口數量的方式并不能完善地描述人口從與世隔絕的鄉村向城市的運動過程，因為城市化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現象。
城市化的一個最直接的表現形式是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化。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過程來看，基本上可以把城市化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向心型城市化(又稱集中性城市化);二是從城市中心向外擴展或擴散的離心型城市化(又稱分散型城市化)。
一般來講，工業化城市發展的初、中期主要表現為向心型城市化，中后期則主要表現為離心型城市化。離心型城市化又有郊區化和逆城市化兩種不同類型。出現郊區化和逆城市化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向心型城市化導致城市人口過密、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城市病”。
城市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產業結構的工業化導致大城市和工業城市的人口急劇增加。交通手段以公共交通(電車、地鐵、公共汽車)和步行交通為中心，在以車站為中心的步行圈的范圍內，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所需。第二階段，由于作為城市成長的經濟要素的城市型產業和第三產業(部門)的發展，汽車交通漸成優勢。城市不斷地向郊外快速擴張。
像是要追趕上人口的發展那樣，商業、業務等城市設施也呈郊外化發展。雖然人們獲得了移動過的自由和寬敞的住宅，但是，城市的人口密度、市區密度卻在不斷地下降，生活圈向廣域化方向發展。
步入20世界90年代以后，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開始了針對住宅郊區蔓延化的反思，興起了“新城市主義”運動。其最主要的理論思想是安德雷斯·杜安尼和伊麗莎白·普拉特夫婦提出的“傳統鄰里發展模式”(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和彼得·卡爾索爾普提出的“公交主導發展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后者旨在通過塑造具有城市生活氛圍、完整緊湊的住區來取代郊區蔓延的發展模式，以新理念和新形態來創造和復興城市住區，力圖構筑更合理的城市空間，形成更優化的、與原有城市互動的、具有新理念的城市住區。
從土地資源方面來看：我國的主要特征是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僅為美國的1/15，全球的1/4。1996年底我國耕地第一次詳查結果是19.51億畝，到2003年底統計結果為18.51億畝。7年之內，全國耕地凈減少1億畝，占全國耕地總量的5%以上。
在多種原因的耕地減少總量中，生態退耕占62%，農業結構調整占18%，建設用地占14%，災害損毀占6%。在減少的1億畝耕地中，1300多萬畝是有澆灌設施的'優質良田，而新增耕地一半以上是耕作條件不理想的旱地，質量上無法與被占用的好地相比。雖然建設占用不是我國耕地減少的主要原因，但今后30年是我國城市化保持高速發展的關鍵時期，城鎮建設和經濟發展還將不可避免地占用一部分耕地，這將危及我國的糧食安全底數。另
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會使城市政府提高人均用地標準，土地資源面臨城市人口增加和用地標準上調的雙重壓力。根據國家標準，人均生活居住用地為40～56㎡/人，僅為發達國家同類城市的1/5～1/3;城市公共綠地為7～11㎡/人，一般發達國家標準為12～20㎡/人，國外一般達到20㎡/人。但是由于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狀況無法與西方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城市化階段相對應。
8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化加速發展，現已進入城市化的加速時期，中國城市化發展的特征是：建設規模大，動用資金多，建設速度快，建設涉及專業、領域與部門多。傳統的規劃概念、工作方式和組織方式與今天的城市化發展大大不相適應，舉例來說，上海的城市建設不僅是浦東開發和浦西改建，這幾年來上海在醞釀發展戰略的研究中還提出了“泛上海”的觀念，輻射到蘇錫常以致更廣闊一帶，城鎮呈點軸發展;三峽工程不僅是建壩的水利工程與電力工程問題，與建壩工程同時并進的是整個庫區的城鎮化問題、移民問題、安居問題和生態保護問題。
又如珠江三角洲地區、在外資涌入下呈城市群，通過香港這一區域性世界城市使珠江三角洲城鎮納入世界城市體系的范疇。
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僅僅講求高消費、現代化、豪華不行，有專家估計，占世界人口25%的發達國家消耗了75%的世界資源，中國不能走這條路，只能走資源節約型社會這條道路;僅僅講求當前利益、近期效應不行，還要有長遠觀點、持續發展思想;僅僅依靠各自的地方部門不行，這樣會因體制等的影響有所局限，需要根據現實，研究協同發展戰略，加強宏觀調控;傳統的工程專業概念不能適應多學科交叉的實際發展，需要有一種新的概念、戰略和哲學，以加強我們的建設研究，在現階段，我們必須探討具有中國特色、不同地區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打造科學的人居環境。
要吸取發達國家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出現郊區蔓延的教訓最先在美國出現的城市郊區化蔓延，導致了經濟成本環境成本和社會成本的大幅度提高。郊區蔓延所致的基礎建設投資的經濟成本增加3～5倍，而環境成本則更大，大量的物種滅絕，土地荒漠化。大量的人口遷居郊區，老城區成為老年人，窮人的“地獄”，導致社會成本大大提高。
郊區化的蔓延，給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埋下了巨大的苦果。我國現正處在城市化與機動化同步發展時期，必須在城鎮體系規劃和城市規劃的調控下做到較密集的城市開發布局，城市必須要成為緊湊的城市，與開放的生態空間相結合，否則的話就不能解決我們的城市發展問題。我國現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刻，假如我們在今天高速城市化階段缺乏強有力的城鎮體系規劃和城市規劃作為調控手段，那我國有可能出現比美國更危險的郊區化。
如果機動化的浪潮推動這種郊區化在我國發生，所帶來的環境成本、經濟成本、社會成本將會比美國高得多，這對于人多地少、資源分布極端不均衡的中國將是滅頂之災。防止郊區化蔓延的重要調控手段，就是要建立以強有力的城市規劃體系為核心的城市化調控政策。
我國現行的住區理論是20世紀50年代前蘇聯為適應現代化生活和交通的需要而提出的，并形成了一整套的規劃理論與實踐手法。這些規劃理論曾指導我國城市建設達50年，在我國城市社會住房安置工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其過于注重功能主義，忽視人們精神生活的多元性;空間結構單一，缺乏交往空間;住區環境凝聚力不夠，空間塑造上注重建筑實體，較少考慮環境設計和外部開放空間的營造，各地住區千篇一律。這一切已經不符合現代城市生活的需要。
城市住區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影響城市住區建設的各要素之間緊密聯系，相互滲透。而當前城市高速發展的時代特征，又決定了城市發展的非確定性。如果不能對住區建設的整體面貌有一個較好的了解，則可能在研究的起始階段就出現目標偏離。因此，以全面的觀點研究住區建設問題具有極大的必要性。目前對于居住水平的評價采用了多種指標，如人均居住面積、人均使用面積、綠地率、容積率等。但是這些指標只是對住區物質環境的綜合反映。
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住區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其涉及的范圍還包括居民的心理需求、行為模式、生態環境、價值形態已經制度等各反面的問題。住區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而簡單地從功能性角度出發，只會將住區建設引入歧途。
生態破壞、環境惡化、物種消失、資源浪費，這些問題市場經濟是沒法解決的，要通過規劃進行調控。城鄉規劃要對生態資源起到嚴格的保護作用，劃定開發建設的禁止區、敏感區和可建區，科學合理地利用規劃來調節空間布局;通過劃定資源保護帶、水源保護區等措施來保護生態環境。
基于生態學理論基礎的生態思想理念，即生態意識，就是強調用生態與生態系統思想來思考問題。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強調城鄉統籌、可持續發展與和諧社會構建等都與生態規劃思想理念密切相關。生態環境目標預測，特別應考慮生態安全與生態安全格局。
城鄉規劃用地選擇首先要考慮生態適宜性，在用地綜合地質條件、生態環境容量、環境承載力等分析評價基礎上，明確哪些范圍不可建設、不宜建設，哪些范圍適宜建設、可以建設。同時，對于涉及那些強調生態環境保護的生態瀕危地區、生態敏感區應是規劃不可缺少的深入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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