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科學教育思想論文

1盧作孚科學教育思想的形成

　　盧作孚處在傳統教育向現代科學教育轉型的歷史時期。他曾就讀的瑞山書院當時已初步具備現代小學的性質，開設了數學等課程。盧作孚在讀期間，學習刻苦，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數學。1908年，15歲的盧作孚懷揣著對數學的濃厚興趣，只身前往成都補習學校專攻數學，從此開始了他半工半讀的自學生涯。在短短的大半年內盧作孚就學完了當時能看到的中文版的全部數學課程，為了進一步閱讀、學習英文版的數學書籍，他又刻苦攻讀英語，用半年時間學完當時能得到的少量英語版數學書籍。其后他編著了《代數》、《三角》、《解析幾何》、《代數難題解》等書稿，還出版了《應用數題新解》一書。數學學完后，盧作孚又傾注于古文、歷史、地理、物理和化學等學科，這不僅豐富了他的科學知識，還為其后來從事科學教育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1910年開始，盧作孚深入地研讀包括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等在內的諸多國外書籍。通過對這些著作的學習與研究，盧作孚打開了眼界，對于如何使自己的祖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有了較為系統的思考和認識。1914年，盧作孚來到了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上海。在上海期間，他結識了大教育家黃炎培，黃炎培先生非常賞識盧作孚的德才和抱負，不僅介紹他參觀了不少學校和民眾教育設施，還將自己的蘇、皖、贛、浙、魯、冀等省《教育考察日記》送給盧作孚研讀。這次上海之行使盧作孚認識到了“教育為救國不二之法門”。隨后，中國爆發了提倡崇尚自然、講究實用、發展科學技術等的新文化運動。時任《川報》社長兼總編的盧作孚不僅深受新文化運動思潮的影響，而且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在“五四”運動爆發后，成了“德”、“賽”二先生在西陲之地的主要鼓吹者。據高孟先追憶，“‘五四’運動使盧作孚深刻地認識到，社會的進步、落后，與科學是否發達關聯極大”。20世紀初，很多外國學者紛紛來華講學和宣傳，其中杜威就是突出的代表之一。正如胡適所言，“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那樣大。”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從做中學”等教育主張備受盧作孚推崇。盧作孚曾在1922年《教育方法與暗示》一文中提到“杜威氏以暗示為思維惟一之要求，實亦一切知識獲得之鎖鑰，其為寶貴，從可知也。”并在1930年他親自帶領考察團奔赴崇尚杜威思想的教育家陶行知所極力提倡的燕子磯小學考察，在燕子磯小學看到“1.學生教材絕少在書本上，多在校外獲得適用的教材、讓學生自己求得常識；2.校內有一個圖書館和一個小商店，以學生的儲蓄組成，并讓學生自己管理、經營；3.學生自己組成一個救火隊；4.學生自設一醫院，自設診所，校外人也可來診；5.學生自辦一時事新聞報社，編輯也由學生充任。”之后，更加信奉杜威的教育思想，并在瑞山小學、北碚實用小學、兼善中學的學校教育以及峽防局民眾的教育上取得了一系列顯著的教育實踐成果，從而在科學教育道路上邁出了實質性步伐。為了推動北碚地區的科學、文教事業的發展，1930年，盧作孚等人到上海、青島、大連、沈陽、哈爾濱、敦化、唐山、北平、天津等地進行了為期約半年的實地考察，他們參觀了科學研究所、大學、中學、小學、博物館、圖書館等等。同時，還與科研院所進行了學習和交流，并把隨身攜帶的動、植物標本與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社、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和浙江、江蘇兩省的昆蟲局進行交換。通過到華東、東北和華北等地的考察和學術交流，盧作孚除了認識到當時世界強國，日本、德國、俄羅斯的廠礦企業的先進技術、經營管理組織的嚴密性和先進性外，更加深刻地體會到科學在國家興盛中的重要性，進而使盧作孚更加意識到建立研究機構，從事科學之探討、科學之教育是當時閉塞的西部地區人民了解科學、認識科學的關鍵所在。

2盧作孚科學教育思想的內容

　　2.1今舍教育，民不能富，愚不能破，國不能強

　　面對幾千年封建統治造就的國民素質低下，盧作孚多次強調“今舍教育，民不能富，愚不能破，國不能強”。他在《各省教育廳之設立》一文中講道：“惟吾亦留心教育之一人，且始終認教育為救國不二之法門，以謂立國家于法治，而緣實業致富，軍備致強，民智民德，顧乃卑下。”因此，盧作孚認為要破除愚昧，“期于以科學代替迷信，以藝術的生活代替一切下流無聊的娛樂”；要國家富強，人民富裕，根本出路在于加強人的教育與訓練：“今天中國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訓練的人，所以根本在先解決人的問題，解決人的訓練問題。”因為，“一切病象，皆緣于人，須教育救治之：一切事業，皆待于人，須教育興舉之。今舍教育，民不能富，愚不能破，國不能強。”盧作孚不僅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對于如何在當時中國訓練現代科技人才也進行了思考，并具體提出了兩點見解：“第一，要將現在負起責任，要解決社會上某種問題或訓練社會上某種人的人，隨時送到現代的旁的國家去，先受過訓練。第二，是要多多請旁的國家有專門技術而又有訓練人的技術的多多到中國來幫助訓練，乃能訓練成功許多新的社會里邊需要的人才，訓練成功許多訓練的人才，使他們能夠從舊社會當中創造出新的社會來。”

　　2.2重視科學、倡導科學

　　在盧作孚看來，科技文化落后是導致國力衰竭的重要原因，并且在《事由書》中指出：“吾國過去忽視科學，以致文化落后值此國難嚴重，百物凋敝之秋，對于文化建設，亟應認定目標，先樹基礎，俾期逐漸發展，獲得成效，以裨益國家，福利人民，進而探討研究，日新月新，求與歐美文化并駕齊驅。”因而，盧作孚認為：加強文化教育和科技傳播是改變當時中國落后面貌的有力武器。為此，他致力于“以機器替代人力，以科學方法替代迷信與積習”，并提出“凡現代國防的、交通的`、產業的、文化的種種活動當中有了新紀錄，機器或化學作用有了新發明，科學上有了新發現，必立刻廣播到各機關，到各市場或鄉間。”“現代的國防、交通、產業、文化各種新消息，在一切公共的地方陳列著，在一切公眾經過的地方陳列著，讓人閱讀。”以實現把最新的科技成果滲透進民眾中去。

　　2.3科學教育應當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盧作孚認為：傳統教育偏重于課本，而課本又與實際相脫離，因此，他致力于對傳統教育的改革，并提出了許多新穎的科學教育方法和觀點。

　　2.3.1教育應當與實際相結合盧作孚十分重視實踐在教學中的作用：“我們都知道學騎馬，要在馬上學；學游泳，要在水上學；學用機器，要在機器前面學。”為此，盧作孚認為必須：“打開校門，使學生日常能與自然和社會接觸。不但要讓學生到自然界或社會里去，并且要讓社會的或自然的教材到學校里來。”如此一來學生便“不但是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還要去多識鳥獸草木，不但是專從書本上去看人的言語行動，還要從實際上去看人的言語行動，而且要親去言語行動。要從自然界，從社會上，才能得著真切的知識，書本不過是記載那些知識的東西，并不是知識。要養成兒童獲得知識的能力，他才能夠一輩子隨時隨地獲得知識。”就此，我們甚至可以看出某種早期對于博物學教育的樸素重視。

　　2.3.2以“啟發式”取代傳統的“灌輸式”盧作孚十分反對只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而忽視動手能力培養的傳統教育。他曾經說道：“教育不但須多予兒童以經驗，尤須多予兒童以甚熟而可運用之經驗。然則經驗而至于可以背誦，可謂熟矣！問時教育之以背誦為方法者，非良好之方法乎？不知經驗之熟，不貴溫習，而貴運用。”因而，盧作孚始終強調通過啟發式教學，來不斷引導學生學會學習，不斷挖掘學生的潛力，不斷激發學生主觀能動性：“最好的教師，是幫助學生自己學習，幫助學生自己解決實際問題，各個學生都有他的天才，要看教師如何去幫助發展他。”并以自己教數學的經驗為例：“我曾教過中學的算術，用學生自學的方法，最初教得很慢，整整一學期，才把基本四法教完，而那班學生即可拿他所學的問題去考那些高班次的同學，而不能解答。至于他們以后學分數、學比例，學百分，太容易了。因為那都是由四法演變下去的，所以學生完全可以很快地學起來了。”進而認為“唯一的施教方法，就是教學生如何去思想，并且如何把思想活用到數學上去。要做到這個地位，并不困難，只要告訴學生五個秘訣：(1)看清楚；(2)聽清楚；(3)想清楚；(4)說清楚；(5)寫清楚。這樣，使數學上的一字一句，都弄得十分明了，十分透徹，不許有絲毫模糊，將來應用于做事，也能如此，自然是事半功倍。”

　　2.4科學教育應當做到學校與社會并重盧作孚認為：“教育應造成環境，無論是學校環境或社會環境”，“就得天天研究布置環境。”對于學校環境，盧作孚認為：“第一，要事在選擇適宜的地方，求便利周圍就學的小孩子；第二，要事在建筑經濟而適用的校舍，辟廣大的運動場和校園；第三，要事在購豐富的圖書、儀器、標本、模型，要使學校成為極可愛的地方，里面有許多可愛的東西，讓那些小孩子去努力經營。”對于社會環境，他采取了多種多樣的形式：“講究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于環境中熏陶民眾。”譬如，他邀請社會各界名人（例如，馮玉祥、孔祥熙、楊森、馬寅初、陳獨秀、郭沫若、黃炎培等）來北碚或民生公司講演政治、經濟、軍事、文學、教育等各種專題；在有人出入的地方貼上各種常識的照片和圖畫，并設立起了民眾學校、傳習處或普通常識教育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