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發展趨勢論文

　　根植于農耕文化與海洋文化的中、西方體育，在各自不同環境下經過長期的發展，表現出迥然相異的特性，但二者之間也不乏相互借鑒、補充的成分，恰如太極的陰陽兩儀，此消彼長，互斥互補，如今正殊途同歸……。基于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而互斥的傳統文化，對于完整性地描述身體活動的過程，認識其本質，進一步認識自然、認識世界，理解人生真諦極具互補性，缺一不可。面對當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熱潮，我們的任務不是去悲嘆過去，而是要試圖在這種文化交融出現的極不平凡的多樣性中發現某種統一的線索，通過尋求秩序與混沌之間的古典和諧，尋求人與自然之間的新的和諧，以喚醒深藏在文化中的原始沖動和創造性。

　　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無論從數量、種類、特征上都堪稱世界之最，是一種深厚的古文化遺存的積淀。從現代與未來科學發展的高度來審視它們，富有活力，富有創造性，具有文化蘊涵和生命魅力的一面，正是當代民族傳統體育研究的目標之一。“民族傳統體育”的萌生與現代體育的成熟在人類文化的原始積淀期，現在分得很清楚的門類是混在一起的。因此，在某種對象中，可以發現諸種成分宗教、藝術、教育，當然還有體育，他們是混沌的、朦朧的，具有萌芽和本源的意義。“混沌”一詞，在中國古代是指宇宙之初尚未分化的狀態，不同時代產生不同的混沌觀，代表了人們對世界的不同理解。人類早期萌生的“民族傳統體育”與現代西方體育并非產生的文化基礎不同，不過是人類身體運動文化在農耕文明與工業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通過長此以往的習練和競技，人們對它們的認識和區分有了這樣一種判斷：前者側重內修（此說是書齋式冥想的形態描述，不解決任何問題），后者表現外競。

　　二者不是一種“對抗”的關系，而是混沌與清晰的兩種狀態。只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二者在“碰撞與融合”中保持著“共存”狀態，官方倡導的一方會強勢一陣，此起彼伏而已。梳理和辨識人類社會發展歷程和體育的發生及其演變過程，可以發現，中華民族的“傳統體育活動”是以軍事武藝為主干，以保健養生為經絡，進而形成各地村落中漢族民間鄉土游戲與類似的“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兩大特色。

　　軍事武藝的實用性，對兵器的依賴與拼殺格斗對個人體能技術的要求，在古代戰爭中體現得尤為突出。然而，自從中國成為統一的大國，武藝就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秦始皇戰勝各國的利器是弩箭。漢代以后，制的戟、矛并用的長柄格斗等冷兵器顯示了作戰威力，但最終被火器所取代。武藝在軍中雖受重視，但決定戰爭最終勝利的要素還是更加重要的武器。

　　明、清時期，鏢局與綠林興起，構成武林“江湖”。當時鏢局的格局基本是由武術世家具有血緣關系或模擬血緣關系的師徒關系建立起來的，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立經營的商業組織（群體）。鏢局鏢師千里走鏢的本領通常是以高強的技術（功夫）作為支撐。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鏢局引進社會上道德高尚、口碑好且武藝兼備的人入鏢局，通過走鏢行俠仗義，為民除害，進行救國救民活動等，深受社會認可，使得武藝在民間具有了廣闊的空間和旺盛的生命力。

　　20世紀，武藝以“武術”的名義，從殺人之技轉變為健身之術，發展到今天，主要是作為一項體育運動造福于人類。武術、摔跤等民族體育活動形式，通過提高民族體質和搏斗技能促進了民族軍事的發展；具有健身和娛樂價值的民間舞蹈、游戲等民族體育活動形式則成為人們放松和娛樂的基本手段；民族宗教活動的部分祭祀活動、民族藝術活動中身體表現形式極其鮮明的健身舞蹈和身體活動性游戲，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

　　縱觀人類文明史，擺脫原始野性是文明人類的向往與追求，將搏打廝殺進行“藝術化”的包裝，將“行俠”演繹成為俠義文化，將武術打造成富有健身益壽、娛樂欣賞、攻防技擊價值的文化精品，體現出武術文明的文化藝術價值。隨著以武術為主的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研究的深入和理論建設，于是便有了“民族傳統體育”的興起和學科的設立。現代體育研究空間與東方學者的尷尬近代以來，中國人需要也正在吸收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優秀成果。中、西文化與科學的沖撞、對話與交流盡管難免錯讀、誤解、牽強附會，但終會使雙方從對方的文化資源中獲得應有的啟迪和補充。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之后，近代體育亦成為文化前進的動力，自然科學沖破了宗教、神學的束縛，并逐漸從哲學的母體中分化獨立出來。隨著各個社會階段的科學水準、宗教的態度和政治的因素，并依當時社會所需要的形式而形成，近代體育和現代社會所持有的必要形式有很多不同。

　　西方體育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成熟，西方體育的科學規范化已成鑄型。換言之，經歷西方科學主義浸淫的現代體育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已經反復檢驗，幾乎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精密產品。西方體育正式地大規模傳入中國應該是19世紀末，晚清洋務派興辦軍事學堂作為訓練手段的“兵操”，教官聘自英國和德國。20世紀初的《欽定學堂章程》改為“體操”，大批青年赴日本求學。隨后，美國基督教青年會把運動會及球類項目推廣至中國，新文化運動官方新學制把“體操”改稱為體育。一個多世紀過去了，上學的人大多都知道田徑、體操、游泳、球類……二戰后，蘇聯的體育模式傳入，除了把體育作為政治工具的作用強調到極端，仍然全都是西方文化已澆鑄成型的產物，直至今日，“奧運爭光”仍然是最明確的目標。

　　20世紀50年代，隨著“原始傳統部落”的快速現代化，以原始文化為研究核心的人類學和民族學也隨之開始分化與擴散。一些在西方留學的學者回到自己的國家進行本土化研究；部分人類學者開始結合文獻與民族志資料進行歷史人類學研究；一些學者開始通過部落文化研究探索在現代化進程中原始部落的.調適與改變；一些研究者在“田野”的基礎上開始關注部族身體游戲，試圖用新的眼光詮釋這些文化，即中國學者所謂的“民族體育”。在我國，關于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熱潮出現于改革開放初期，在其后的10多年里主要是從民族學的角度來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后，民族研究學者更多的是把目光投入到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的借鑒、運用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