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暴與環境史論文

　　就在自南而北的SARS恐慌肆虐著20xx年春天的北京城時，近年猖獗的沙塵暴卻差不多銷聲匿跡了，往年滿世界的塵土飛揚一變而為似乎讓人有些陌生的和風麗日。與此同時，《中國國家地理》雜志也以異常醒目的標題，隆重推出了關于沙塵暴問題的一組文章，如《沙塵暴——地球不可或缺的部分》、《沙塵暴的杰作——黃土高原》、《沙塵暴：抵抗全球變暖的幕后英雄》、《被媒體“妖魔化”的沙塵暴》等。這些文章根據環境化學、海洋生態學、大氣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為世人“一步步勾勒出沙塵暴的另一幅面孔”即“生命萬物的忠實朋友、改善環境的可靠幫手”，所以，對人類而言，沙塵暴“也是大自然的一種恩賜”。這些文章還進一步把沙塵暴提到“自然規律”的高度來看待，認為沙塵暴“不但不是現代社會獨有的，而且無法根治，大的氣候趨勢不可違背”。

　　此情此論，客觀上使去年8月份出版的美國環境史名著《塵暴：1930年代的美國南部大平原》（讀書·新知·生活三聯書店“生態與人譯叢”，夏明方、梅雪芹主編）顯得姍姍來遲，而且有點不合時宜。那么，在諸如沙塵暴這類自然災害的形成過程中，人類究竟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由美國學者唐鈉德·沃斯特倡導的有關環境問題的歷史研究取向，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關注這些問題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迫切需要作出自己的回答。

　　最近，在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聯合發起的一次座談會上，包括北京大學、青島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以及三聯出版社等單位在內的十多位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圍繞著塵暴問題及《塵暴》譯著，就上述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交流，并希望藉此給當前中國有關環境問題的思考增添一點歷史意識和人文氣氛。

　　作為一種自然過程，塵暴的發生確實有著不容否認的自然原因。與會學者對此并沒有任何疑義。《塵暴》的譯者侯文蕙教授（青島大學法學院）還特別指出，我們在分析今年北京沒出現塵暴的原因時，就不能單純地將其歸功于人工治理的成就，還要看到今年的雨水確實多于往年，也就是說我們不應該忽視自然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一問題片面化、極端化、淡化甚至無視人類的影響和作用，恐怕也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長期從事中國沙漠考古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景愛研究員（中國文物研究所），對這個問題，乃至更大范圍的土地沙漠化問題進行了更為概括性的論述：“土地沙漠化，既是一種自然現象，又是一種社會現象，這是沙漠化的二重性。長期以來，許多科學家著重強調沙漠化的自然性，而忽略了沙漠化的社會性，很少從社會的角度調整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結果治理沙漠化的成果往往又被人類活動所抵消。這是過去治沙活動沒有扭轉沙漠化惡性發展的根本原因。”

　　北京師范大學沙漠研究中心主任鄒學勇教授，則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對塵暴的二重性原因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詳細解釋了風洞實驗的原理與操作過程，指出在風的作用下，對草原的人為破壞（如過度畜牧、開墾田地等）必然加重揚沙現象。他還指出，沙塵暴的產生固然有自然的原因，但也是人的因素所致，近代工業化以來則尤其如此。就我國的情況而言，人的因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了緩解因人口增長造成的人地緊張關系，中蘇兩國在上世紀中葉都曾大幅度開荒，出現了大規模的墾荒運動；一是迷信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忽視自然規律，只看到短期利益而盲目建設。這是當前應該吸取的教訓。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高國榮先生指出，正是這種生態視角和文化批判構成《塵暴》一書的兩大鮮明特色。與其他學者相比，沃斯特的研究凸顯出白人到來前后發生在美國南部大平原上劇烈的生態變化。而這場由白人主導的改天換地的生態革命，對印第安人來說固然完全是一次毀滅性災難，對急功近利的白人而言也同樣是一場大悲劇，因為生態秩序的崩潰使得白人最終也成為受害者。而且在沃斯特看來，這場伴隨著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而出現的生態悲劇，并不限于大平原和北美大陸。這樣，他就給陶醉在經濟發展帶來的物質繁榮中的人們敲響了生態的警鐘。沃斯特還提醒第三世界國家，不要迷信美國，不要盲從和追隨美國的生產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國的覆轍。沃斯特通過對塵暴的具體研究，揭示出現代資本主義是靠大規模地吞噬自然資源而發展起來，其進程沾滿血腥，所有這些都可以歸根于資本主義的文化劣根性。因此，他的研究矛頭直指資本主義制度，他的環境史研究是對資本主義和對現代化理論的有力批判。

　　北京大學歷史系包茂宏副教授進一步指出，《塵暴》的理論基礎有兩個來源，即卡爾·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與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他把兩者結合起來，并最終歸結為文化。但他對沃斯特在《塵暴》中文版序言中所談到的美國塵暴的世界意義表示質疑，因為至少前蘇聯和中國的荒漠化問題就與美國的情況并不完全一樣。所以在從事非資本主義世界的環境史問題時，我們需要反對和擺脫西方的話語霸權。

　　侯文蕙教授補充指出，中國傳統的自然觀明確地分為兩種。除了“天人合一”之外，還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而“天人合一”思想，更主要的還是一種人生哲學。中國傳統社會以農業為主，和天的關系當然更近些，但是農業的每一步發展都存在著和自然作斗爭的問題。16世紀以來，中國環境加劇惡化，這并不是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人口的迅速增加帶來的生存壓力所致的。因此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的'環境問題，完全可以為其他國家和自然科學學者的研究提供借鑒和補充。

　　夏明方指出，就中國史學界而言，環境史研究雖然只是在近幾年才逐漸開展起來的，但是具體的工作很早就有人在做了。遠在19世紀晚期，著名的維新思想家陳熾就曾經從歷史上森林變遷的角度對中國南北兩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進行解釋。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后，來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各個不同專業的許多學者，開創性地運用氣候學、地理學、生物學等現代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歷史上的自然災害、氣候變遷和地貌變遷，以及環境變化對中國歷史進程乃至民族心理的影響，都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探討，迄今仍有很大的啟發意義。新中國成立后，為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有關氣象、水利、地震、農林等各級研究機構，對中國歷史上各類自然災害史料進行了大規模的搜集和整理，并以此為基礎，對幾千年來中國的氣候變遷和自然災害的演變規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以史念海為代表的一大批歷史地理學者，則以其艱苦細致的史料考證工作和田野考古，為我們揭示了歷史時期森林、植被、沙漠、河湖水系等時空變遷大勢。所有這些工作，無疑為我們今天的環境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夏明方進一步指出，過去的研究當然也有局限，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分離。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如何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更深入地探討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將是未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鑒于中國相關歷史資料的連續性和豐富性，以及當代中國生態環境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相信中國環境史研究一定大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