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鑒學派對史學研究的革新和貢獻論文
在歷史學研究領域有許多著名人物，比如以絕對精神作為世界歷史發展始因的黑格爾，還有從物質生產角度解釋歷史發展的馬克思，還有提出歷史重演理論的柯林伍德，他們都對歷史學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但是如果說學術流派對歷史學研究影響最大，恐怕沒有一個能比得上法國的“年鑒學派”。
一、年鑒學派的興起
“年鑒學派”誕生于1929年，其誕生的標志就是年鑒學派第一代的領袖人物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于1929年創辦《經濟與社會史年鑒》雜志。雜志創辦以后，費赫爾和布洛赫有了自己展示思想的陣地。
從20世紀20年代末到1945年，可以認為是年鑒學派的萌芽期，年鑒學派第一代學者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對傳統史學進行革新。在傳統史學研究中，歷史學家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政治發展史上，對其他領域的關注度不夠。但是年鑒學派的學者們反對這種歷史研究方式，他們認為政治、經濟、地理、人的心理等諸多方面都是歷史研究應該關注的范疇。他們認為史學研究應該打破原來學科的藩籬，進行跨學科的研究; 史學研究者既要繼承前人的經驗，又要有自己的特點。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費赫爾和布洛赫在繼承傳統史學一些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開始了對史學研究的革命。
這種革新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年鑒》雜志徹底創新了史學論說。首先，正如雜志標題所表明的，它尤其注重曾遭忽視的經濟和社會現象。”費赫爾和布洛赫等人開始把經濟和社會現象作為史學研究的對象進行研究，費弗爾借鑒并改造了涂爾干學派社會學家弗朗索瓦·米西安創立的依靠統計工具來揭示和影響歷史的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將其作為史學研究的一種方法進行嘗試。而真正將弗朗索瓦·米西安的成果運用到史學研究領域并促成史學革命的是史學家歐內斯特·拉布魯斯。“歐內斯特·拉布魯斯曾受到年鑒學派的高度追捧，甚至在生前就被立為偶像。該學派認為，是他開創了基于統計學、計量化和長短周期研究的經濟史學。年鑒學派為促進經濟史學做出了貢獻，但其目的并非給史學列車上再掛上一節新車廂，而是要把某種重要解釋因素納入對過去和當前社會的研究。因為，和苛刻的史學專業相比，經濟學方法屬于更廣泛的研究方式，并有助于社會制度的合理化。”除了對經濟史的重視之外，年鑒學派還把地理學放進了歷史學的視野之中，布洛赫把和土地相關的.人口、土地、家族關系等都納入了其視野。為了更加全面、客觀的研究歷史，費弗爾和布洛赫還把人的心理作為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費弗爾更重視純粹的心理憂慮和個人與心態世界的沖突，并努力探討心態世界。他把史學家的任務確定為: 把作品與其產生的社會心態條件聯系起來。這樣一來，他便在傳統的思想史中打開了一個重要缺口。”因此他也被譽為“心態史創建人”。第二、除了把經濟和地理、心態納入歷史研究的版圖這一點外，年鑒學派第一代的創新之處還在于他們對問題史學的推崇和宣揚。費弗爾和布洛赫都認為，歷史學家在進行史學寫作時，不應該僅僅根據所掌握的史料進行寫作，還應該堅持問題導向，對所掌握的史料提出問題，在圍繞問題進行史學撰寫。
二、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的提出
在費弗爾和布洛赫對史學研究做出革新的基礎上，法國年鑒學派在1945年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進入了以布羅代爾為代表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也被認為是年鑒學派的鼎盛時期。布羅代爾最具標志性的思想就是長時段理論。他把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長時段以一個世紀或幾個世紀為單位進行計算的;中時段是以10-50年為單位進行計算的; 短時段是以年月日為單位進行計算的。“其中的長時段屬于原因性時間，它是人類和事物演變的基礎，并以最終起決定作用的自然作為參照。”布羅代爾之所以如此重視長時段，是因為在它看來在歷史時間中長時段處于最深層，只有把握它才能準確客觀的認識歷史。在布羅代爾看來，經濟變化、政治變革等大多屬于段時段和中時段的歷史現象，雖然表面看經濟政治現象具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從長遠的角度看，它們對歷史的影響并不大，真正對歷史演進構成深刻影響的是文化等長時段現象。
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包括三個內容：“第一，因歷史的不同層次，歷史時間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劃分不同層次的;第二，歷史是劃分層次的，有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第三，只有長時段的歷史才是歷史的深層次，決定歷史的走向。”布羅代爾把歷史劃分為三個不同時段，并指出其在歷史研究中的不同地位的做法為歷史學家開辟了一種新的歷史研究模式。由于“長時段”的時間跨度大，要想研究對其進行研究就必須在研究過程中綜合考慮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等各種因素，進一步推動了年鑒學派的總體史研究方式。
三、碎片化的“新史學”
經過兩代年鑒學派學者的努力，傳統史學研究的方式由過去只重視政治史轉變為對經濟、政治、文化、地理等諸多要素的重視; 由過去的事件史研究逐步轉變為對長時段歷史的研究。但是1968年以后，以安德烈·比埃爾吉爾與雅克·雷維爾為代表的第三代學者開始了他們的“新史學”的革新。而他們的革新看起來非但沒有繼承前兩代的衣缽，反而表現為一種“叛離”。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后現代主義席卷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后現代主義的核心就是反對中心主義、反對基礎主義，主張碎片化。史學研究領域也受到了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以往宏大敘事的歷史研究模式無法再被人們所信服，宏觀歷史解釋逐漸被微觀歷史解釋所取代。因此，以往年鑒學派提出的總體史和長時段的歷史研究方式都被難以在得到以碎片化的歷史解釋為潮流的歷史學家的熱愛，個人的日常生活和歷史中發生過的事件成為了史學家熱衷研究的對象。總體史與長時段的歷史研究模式不再被第三代學者所推崇，而是出現了三個新的趨勢——史學研究的人類學轉向、政治史地位的回歸和敘事史的復興。這三個新的趨勢可以說是對前兩代年鑒學派學者的一種“反叛”，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轉變，主要原因就是時代環境的變化。“進步理念的危機促進了前工業文化的復興。因此新史學全身投入對傳統的探尋，并更注重反復性事物和個人的曲折經歷。由于沒有集體計劃，這種研究變得更為個體化和局部化。在研究中，史學家把歷史上的重大時刻和人為的轉折拋在一邊，而唯獨看重百姓生活的記憶。”
其實，無論是總體史、長時段還是“新史學”都是年鑒學派學者為了改進當時歷史研究中所存在問題而提出的具有革新意識的思想，正因為法國年鑒學派所延續下來的這種革新精神，使得這一學派在史學研究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年鑒群體三代人突出的成就，在于開拓了廣袤的史學領域。這一群體已將史學家的領域，拓展至出人意表的人類活動領域及傳統史學家忽視的社會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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