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困境原因探析論文

　　所謂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即是指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鄉流動和徘徊的過程中，基于城鄉多方面差異而形成的“對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認可、對周圍社會的信任和歸屬、對有關權威和權力的遵從等等。”就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狀況而言，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這一群體的社會認同情勢不容樂觀，面臨著不一而足的諸多困境，如身份認同困境、鄉土認同困境、城市認同困境等等。故而，為了有效緩解、弱化社會認同困境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就有必要深入剖析其困境產生的原因，因為這不僅是破除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之社會認同困境的內在要求，更是推動整個社會走向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題中之義。

　　一、正式制度藩籬：戶籍制度的阻隔和認同機制的缺失

　　與所有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一樣，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社會認同困境的產生并非某種單一因素影響的結果，而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以戶籍制度的阻隔和認同機制的缺失為主要內容的正式制度藩籬。可以說，正式制度的不足和缺位恰是引發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社會認同困境的重要社會根源。所謂正式制度，是指“人們有意識的創造的、正式的、由成文的相關規定構成的規范體系，他們在組織和社會活動中具有明確的合法性，并靠組織的正式結構來實施，包括憲法、成文法和行為規范。”下面主要圍繞由戶籍制度所導致的社會身份和職業身份的錯位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與融入機制的缺失來探求該群體社會認同困境出現的制度性根源。

　　（一）身份錯位：戶籍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隔離

　　不可否認，農民工群體的出現與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正是這樣的二元社會結構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戶籍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隔離，進而影響了其社會認同的形塑。就戶籍身份而言，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實現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間的遷移和流動，但他們依舊是以農民的身份和標示卷入到我國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的；從職業身份來說，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已極大脫離了其祖輩賴以生存的農業生產，進入了城市中不同領域的非農行業，這就無疑使得該群體的戶籍身份滯后于職業身份的轉換，正是戶籍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這種非同步性轉換在很大程度上掣制了新生代農民工良性社會認同的形成。

　　總體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戶籍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錯位并非倏忽而致，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性動因。在20世紀50年代，為實現對社會秩序的有效管理，我國確立了以城鄉二元分立為特征的社會治理結構，在這個戶籍管理體制中，全體社會成員被人為分割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兩大群體。客觀地說，當時制定的戶籍管理體制在保障社會全面穩定、確立社會基本秩序、緩解社會資源分配不足等方面均發揮了積極作用，但該體制卻對農村人口的流動強加了極為嚴苛的規定，導致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能在農村地區從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業生產。農民不僅無法向城市自由流動，就連不同農村區域間的流動也受到嚴格限制，這就從根本上斬斷了城鄉之間的聯系，堵塞了農民橫向社會流動的渠道，同時也意味著農民身份與職業的高度同構。到了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進程的啟動――特別是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施，開啟了眾多農民紛紛離開農村涌向城市的序幕。面對日益變動的社會秩序，國家對既有的戶籍管理制度亦做出了相應調整，允許農村人口可以脫離農業生產，到城市中從事非農產業。這樣，農民的身份和職業才不再被先賦性地捆綁在一起，而是擁有了一定的自獲空間。

　　當前，隨著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入和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新生代農民工已日益成為新時期農民工的主流群體。盡管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方式、生活選擇、價值取向等方面已經深深地烙上了顯著的時代印記，但他們的戶籍身份并沒有隨著職業身份的轉換而改變，這就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因戶籍身份的限制而無法享受到與職業身份相匹配的保障和待遇。近年來，雖然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戶籍改革方案在一些地區陸續試點，但這些嘗試性的舉措“仍然立足于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作為人口登記和人口管理的職能沒有改變。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隨著新生代農民工在生活方式、工作環境、思維方式等方面的變化，他們開始在主觀認知上日漸偏離固有的農民戶籍身份，轉而根據職業身份等新標準來重新界定自己，正是這種戶籍身份與職業身份的錯位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困境的出現。

　　（二）機制缺位：社會認同與融入機制的缺失

　　面對新生代農民工出現的諸多社會認同困境，雖然國家從宏觀角度著手做出了整體架構上的制度安排，但宏觀層面的制度設計與微觀層面的具體機制之間仍然存在難以克服的張力和距離，有效改善并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社會認同感的操作性機制依舊相當缺乏。20世紀80年以來，與相對寬松的戶籍制度相伴而生的是首次進入公眾視野的農民工制度，隨著廣大農民進城務工熱潮的涌起，眾多關涉農民工人口流動管理、福利待遇、用工標準、職業準入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規陸續出臺。雖然農民工群體內部已然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業已形成的舉措并未根據農民工日益變動的就業情況以及不斷深入的社會發展形勢及時做出相應調整。時至今日，略顯滯后的農民工制度已成為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建構的重要結構性因素。

　　目前，在農民工制度的框架內，我國仍然主要采用暫住證措施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管理，在這種制度設計中，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在醫療保障、子女教育及住房分配等方面均存在著極為明顯的差異性隔閡。雖然我國部分地區近年來陸續著手取消和改革暫住證政策，建立外來務工人員居住證制度，但這一文本層面的安排并沒能有效弱化和緩解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困境。例如，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中的相關組織活動有著較高的參與熱情和積極性，但具體融入機制和集體認同路徑的缺失使得他們望而卻步，極大降低了他們的融入程度和社會認同。  眾多研究實踐表明，作為我國目下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群體，新生代農民工對他們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地區有著強烈的融入意愿，而且他們也總是在竭力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各種資本以期實現對城市社區的參與，但社會認同和融入機制的缺位阻隔他們有效介入城市社會的步伐，而只能游離在他們為之付出卻無法進入的城市結構之外。可以說，正是社會認同和融入機制的缺失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認同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