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過去的史學危機論文

　　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學術界，發生了一場知識的革命。不僅恢復或新建了許多社會科學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等等，而且在傳統的人文學科，無論是研究的對象、方法，還是觀念和分析框架，都有了顯著的變化。不過，在這場知識的革命之中，歷史學恐怕是最保守的一門學科。八十年代還有不少人憂心仲仲地談論史學危機，假如今天再有人這樣認為，一定會被同行譏笑。史學界洋溢著一股實證的、自信的和樂觀的氣氛，以為只要以一種樸學的精神扎實治學，認真地收集史科，再加以考證疏理，史學的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誰想要再去嘗試史學觀念或史學方法的更新、突破，就不免有投機取巧的嫌疑。

　　在這種保守的氛圍之下；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推出的《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就格外地引人注目。作者楊念群是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學者，從九十年代初合作撰寫《中國現代化史》那時候起，我就發現，這位一代名士楊度先生的后裔，在史學研究上秉承其曾祖的性格，也有一種大氣象和大格局的追求。當時他正在準備自己的博士論文，即本書的雛形。后來我有幸通讀了初稿，雖然不無稚嫩，但看得出來，他在方法論上有一種相當的自覺。正是這種自覺，使得他數年之間，幾易其稿；每次修改，都有明顯的進步；如今公之于讀者的，不能說完全純熟，但至少已經是自成一說。本來，楊著內容所論及的清代思想與知識群體的地域性比較，以我的專業知識是不便置喙的。但當我讀完這本著作，依然有一種評論的沖動，撇開具體的學術枝節，我更感興趣的，是其在方法論上的突破性嘗試以及在當下史學語境中的意義。

　　一般而言，像近代儒學、即使是地域化儒學這樣一個題目，通常是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來處理的。思想史的對象是歷史上思想家們遺留下來的文本，尤其是經典文本。這種從文本到文本的討論，是一種內在理路(“內史”)的研究方式，尤其為哲學史、學術史研究所普遍采用。余英時先生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時，曾經著力過這樣的從思想自身的發展脈絡來探求歷史演變邏輯的“內史”研究方法，并且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范例。然而，近些年來，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極大地影響了西方歷史學界包括中國史的研究，傳統的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開始衰落，社會史研究異軍突起。社會史熱也感染了思想史領域，思想史研究開始社會科學化，不再是從文本到文本，而是在社會學方法論的導引下，重新注重文本與語境的互動，重新回到“外史”，回到內在理路與外在理路的交叉敘事。艾爾曼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無論是八十年代出版的《從理學到樸學》，還是九十年代的新著《樸學、政治與家族》，都是試圖鑿通思想史與社會史、在文本與語境的交叉分析中重釋歷史，建構思想史研究的新框架。

　　艾爾曼對楊著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當楊念群在研究近代儒學對社會變革反應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并非是過去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從器物(第一波) 到制度(第二波)再到文化(第三波) 這樣一種時間線性的整體性反應模式，而是以分化的空間對峙方式，不同地區(湖湘的、嶺南的和江浙的)的儒學有其不同的反應模式。它們在知識類型和話語方式上的區別，形成了迥然有異的變革取向：“湖湘士人以經世致用和‘帝王之學’話語為深層作用背景所形成的洋務引進浪潮，與物質器技層面的第一波變革交相疊合；嶺南儒生以神秘主義和再造‘政治神話’為手段游說皇帝變法，則與制度變革的第二波涌動軌跡頗為合轍；新文化運動與科學觀念的變革作為第三波高峰，則幾乎為擅長‘技術傳統’的江浙啟蒙知識群體所壟斷。”不同地域的儒學及知識群體為什么會有如此重大的區別，僅僅借助傳統的文本分析方法是無法予以圓滿回答的。為此，楊念群借鑒了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打通思想史與社會史的`學科壁壘，不僅比較不同地域儒學的文本意義，且進一步分析文本所賴以產生的不同區域的知識群體，即知識生產的主體、結構、體制和功能，從而建構了一個具有鮮明個人色彩的近代“儒學地域化”中層理論的假設。

　　自楊著出版之后，我在史學界聽到了不少議論。有意思的是，不是“好得很”，就是“糟得很”，看法截然相反。這是那些風格上有創新、但尚不成熟的學術著作常常遭遇的情形。在我看來，對于楊著的分歧，已經遠遠超出了該書本身，而涉及到史學界更深層的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國史學，與其他人文學科一樣，曾經包裹了一層堅硬的意識形態外殼，成為歷次政治運動、政治宣傳的附庸和工具。八十年代以來，史學逐步掙脫意識形態的硬殼，還原為史學本身，但也因此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史學危機。不管意識形態史學原來在方法上是多么地機械、簡陋，總是提供了一個自成一體的宏大敘事。一旦這套模式解體，將如何闡釋歷史? 整個八十年代都為此而焦慮，希望重構一個替代性的宏大敘事。先是金觀濤、劉青峰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引入中國史研究，接著是各種現代化理論橫掃學界，費正清的沖擊／反應模式、 列文森的傳統/現代模式，都對我們產生過巨大的影響。然而，現在回過頭來看，八十年代所建構的，與其說是歷史學，倒不如說是歷史哲學，各種宏大敘事的范式引進來了，但中國學者自己做出來的成功范例卻很少見。沒有范例就不足以服人，史學的危機仍然沒有解除。

　　到九十年代，學界風氣大變，轉向實證化、樸學化，因而為傳統史學的東山再起提供了天賜良機。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史學傳統的國家，老祖宗留下來兩種悠久的史學傳統，一個是《春秋》、《資治通鑒》為典范的以古鑒今的教化傳統，另一個是乾嘉學派求真求是的考證傳統。前者姑且不論，后一個傳統到九十年代大大復興。實際上，即使在意識形態化史學時期，乾嘉的考證傳統作為一種功夫論也不曾中斷過。意識形態化史學欲一統天下的，是形而上的唯物史觀，它并沒有自己的功夫論。只要不觸動唯物史觀的形而上核心，乾嘉傳統在功夫論層面還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間，而且可以為意識形態服務。因而，在這一層面上，乾嘉傳統還是通過一代代學人繼承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