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史專書詞匯研究的一部力作論文

　　周祖謨先生曾指出：“詞匯是構成語言的材料，要研究詞匯發(fā)展，避免紛亂，宜從斷代開始，而又要以研究專書作為出發(fā)點。又如清人研究古韻那樣，先以《詩經(jīng)》一書為起點，得其部類，然后旁及《楚辭》以相佐證，以確定韻部的分合，而后之人又從而逐漸加詳加密，以臻完善。”[1]先秦時期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奠基時期，這時期的語言是漢語語言研究的基點，這個時期的語言研究充分了，既可以上探遠古漢語，又可以下銜中古漢語的發(fā)展，從而帶動整個漢語史的研究。兩漢漢語是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的過渡時期，是漢語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就漢語史詞匯研究而言，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系統(tǒng)的兩漢漢語詞匯研究成果問世。《〈論衡〉詞匯研究》一書（徐正考、王冰、李振東著，吉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便是以《論衡》詞匯為研究對象，綜合運用詞匯學相關理論，試圖探討當時詞匯發(fā)展總體面貌的力作。綜觀此書，勝義迭出，特點良多，今僅就此書發(fā)其菁華。

　　一、以《論衡》為點，以點窺面

　　蔣禮鴻先生在《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序言中說：“研究古代語言，我認為應該從橫縱兩方面做起，所謂橫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語言，如元代。其中可以包括一種文學作品方面的，如元劇；也可以綜合這一時代的各種材料，如元劇之外可以加上那時的小說、筆記、詔令等。當然后者的做法更能看出一個時代語言的全貌。”[2]王锳先生在《唐宋筆記語辭匯釋》的前言中就此談了他的看法，他說：“縱橫結合，熔各類體裁于一爐，這個意見無疑是中肯的。不過這應該是一個總體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個別的研究者盡可能側重于某些方面，然后集腋成裘，匯溪流為江海。另外，在橫的也即共時研究的具體做法上，似乎還應強調點和面的結合。這里所謂‘點’，指的是專書詞匯研究。如能選擇若干部時代確切而有代表性的作品，對其中的詞匯現(xiàn)象進行全面的窮盡式的分析排比，整理歸納，這無疑會給詞匯史的研究與大型辭書的編纂打下基礎。所謂‘面’，則是從一代或一個歷史階段的某一類或幾類體裁的作品中去博觀約取，作為專書研究的一種補充，以利于克服專人專著在詞匯面上存在的局限。這樣經(jīng)過許多人堅持不懈的努力，漢語史詞匯研究的這一段空白是完全能夠較快地填補起來的。這一歷史階段新的語法詞匯現(xiàn)象被挖掘出來之后，必將大大豐富傳統(tǒng)訓詁學的內容，并為發(fā)展普通語言學、詞匯學的理論做出貢獻。”[3]

　　以上兩位學者無疑為漢語詞匯史研究提供了明確的方向。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點”著手，即專書詞匯研究；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面”著手，即從一個歷史階段的幾類體裁作品中博觀約取，作為專書研究的一種補充。筆者認為做任何研究都應是一個循序漸進、逐漸積累擴散的過程，詞匯史研究更是如此，只有將某個時代的某部專書研究好了，才能以此為點、為基礎輻射到同體裁的或不同體裁的其他作品中。進而對那個時代詞匯存在和發(fā)展情況進行較為全面的梳理和論述。誠如董志翹先生所說：“以漢語史為例，我認為個人的研究必須從基礎工作入手，從專書詞匯研究逐漸擴展到專人詞匯研究，再漸漸擴展到斷代詞匯研究，然后才談得上整個漢語史的研究。”[4]（P421）徐正考等先生捃拾歷史、文學和哲學價值為一爐的東漢王充《論衡》一書，并以此作為基礎，對其中詞匯進行全方位的綜合研究，力圖以此為點窺視漢代詞匯存在和發(fā)展的一個側面，是一個極好的嘗試。

　　二、以《論衡》為體，具有較高語料價值

　　《論衡》作者王充，東漢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和理論家。生于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卒于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王充所處時代，圖讖符命、天人感應之說盛行，王充秉持天道自然的思想，以“疾虛妄”三字為思想線索，對當時的虛妄之說展開了猛烈的抨擊，耗時三十年寫出了這部哲學、文學和史學力作。

　　論著所選用的語料猶如其底色與體制，選用語料是否合適決定了研究結果是否有價值。一般認為有語料價值的專書應具備成書年代確定、能夠反映或至少接近當時通行的口語，有較大詞匯量且內容涉及面廣等方面特點。而我們認為漢代以后的作品能夠反映或者至少接近當時通行的口語這一特點尤為重要。先秦時代言文還是一致的，但從漢代開始，書面語便有了脫離口語的傾向。因此，漢代以后（包括漢代）的專書選取工作要充分考慮其反映口語的程度。王充所處的時代，很多文人作品“深覆典雅、指意難睹”，王充旗幟鮮明地反對“華而不實，偽而失真”的`文風，主張文學貴在獨創(chuàng)，力主使用口語、俗語。這種主張在《自紀篇》中表述得很清晰，這里不再贅述。由此我們可以確定《論衡》是能夠反映當時口語的。

　　日本學者太田辰夫在他的專著《中國語歷史文法》 “跋”《盡信書不如無書》中，將中國古典文獻分為同時資料與后時資料兩大類。并說到中國古典文獻大多為后時資料，經(jīng)過轉寫轉刊，這對我們進行漢語史的研究是不利的。這也就是說《論衡》一書如果在輾轉流傳中被人們做了大量改動，那么其語料價值便會大大降低。作者注意到了這點，依據(jù)是民國時期黃暉在《論衡校釋》的“自序”中考定該書“未經(jīng)后人改編”，“流傳到現(xiàn)在一千多年，還沒有人加以整理或注釋”。這樣便保證了所用語料的價值。從中我們可看出作者在詞匯研究中對所選語料的高度重視以及其嚴謹?shù)闹螌W風格。在如何處理《論衡》引文這一問題上，作者對于哪部分應算作《論衡》語言，哪部分應剔除更是做了非常細致的甄別，可見作者是在廣泛收集、認真鑒別、準確識讀語料的前提下分析、利用這些語料，若沒有相當?shù)挠栐b功力，恐怕很難完成上述工作。《論衡》作為一本集哲學、史學、文學價值為一身的巨著，其涵蓋較大詞匯容量并且內容涉及面廣更是毋庸置疑的。

　　三、科學的研究方法

　　《〈論衡〉詞匯研究》一書便是在科學方法論指導下的佳作，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