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糧食供求形勢與中長期趨勢論文

一、當前我國糧食供求形勢

（一）糧食安全基礎得到加強

　　我國糧食從2004年恢復增產以來，實現連續8年增產。8年累計增產2810億斤，年均增產350億斤，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增產幅度最大的時期之一；8年單產提高55.6公斤，年均提高7公斤，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單產提高最快的時期之一。特別是，2011年我國糧食生產實現了“四個首次”：即首次邁上11000億斤的新臺階，首次連續5年穩定在10000億斤以上，半個世紀以來首次實現連續8年增產，糧食人均占有量首次達到850斤的新水平。

　　這在我國糧食生產的歷史上并不多見，也高于同期世界糧食平均增產水平。2004年至2011年，我國三大糧食品種（即稻谷、小麥、玉米）增產幅度年均3.12%，超過1978年到新世紀初的年均增產幅度2.28%的水平，比同期世界同類品種生產年均增幅2.12%高出1個百分點；我國三大品種單產年均增長1.69%，而世界同類品種同期單產年均增長1.13%。由此可見，我國糧食安全基礎持續得到加強，糧食安全形勢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

（二）當前糧食供求形勢與結構特征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推進，促進食物消費總量增加、結構升級。其中，人均大米和面粉消費量穩中趨降，消費者追求高品質的消費，如粳米、各種專用面粉及面粉制成品、動物性蛋白、植物油、食糖等消費增加。

　　第一，糧食供求緊張狀況明顯改善。我國糧食生產在2003年跌至谷底。2000～2004年，我國谷物產量五年合計（谷物，即稻谷、小麥、玉米等，下同）19.71億噸，消費21.65億噸，產不足需；而2005～2009年，谷物產量合計22.79億噸，消費22.31億噸，產大于需，比上一個五年的狀況有明顯改善。最近2年谷物“緊平衡”格局得到進一步改善。

　　第二，糧食供求區域不平衡加劇。一些主產區由糧食調出省變為調入省，糧食調出省由17個減少到13個，部分產銷平衡區變成調入區，主銷區調入量不斷擴大。2010年我國13個糧食主產區（主產區包括：黑龍江、遼寧、吉林、內蒙古、河北、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個省（區））的糧食播種面積占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的71.49%，糧食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75.36%。特別是，全國糧食產銷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糧食生產重心北移，南方糧食生產總量下降，呈北糧南調格局。1997～2007年，河北、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北方6省糧食在全國比重，由36.2%上升到43.5%；而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南方6省，從36%，下降到31.6%。

　　第三，谷物供求品種結構矛盾進一步顯現。一方面，稻谷、小麥產需基本平衡，但保持平衡的壓力越來越大。近幾年人均稻谷和小麥消費量穩中趨降，總消費量增長趨緩。我國人均年稻谷消費量從歷史最高水平1991年的155公斤，下降至2009年的143公斤。過去5年，國內稻谷消費年均增長0.6%。人均年小麥消費量從歷史最高水平1988年的90公斤，下降至2009年的78公斤。過去5年，國內小麥消費量年均增長0.6%。產量穩步增長，過去五年，稻谷產量年均增長1.8%，小麥產量年均增長4.5%，由此使兩者供求相對寬松。但是，稻谷口糧消費的比重逐步提高，粳米消費仍將繼續增長，而南方地區水田不斷減少，水稻種植面積大幅下降，恢復和穩定生產的難度很大，稻谷供求總量將長期偏緊。

　　另一方面，玉米供求缺口逐步擴大。近年來，養殖業、工業用玉米增長較快，使玉米供求日益趨緊，缺口逐步擴大。過去五年，玉米國內消費量年均增長3.6%，略高于產量年均3.5%的增長水平，其中，飼用玉米消費保持年均2%的增長水平，五年共增加1100萬噸；深加工玉米消費在2007年底出臺限制玉米深加工發展政策之前的增長率約9%，之后降低到4%左右，五年平均增長約7%，共增加1400萬噸。2009年，玉米國內消費1.56億噸，產量為1.55億噸，供求缺口100萬噸，標志著我國玉米供求關系正式轉入供不應求的階段。近2年玉米缺口進一步擴大，近1000萬噸。

　　與此同時，我國玉米由凈出口國轉變為凈進口國。20多年來，除個別年份外，我國玉米保持凈出口狀態，年凈出口量在300萬噸～1500萬噸。自2007年度以來，隨著國內飼料消費和深加工消費的增長，凈出口量明顯縮小。2009年我國進口玉米130萬噸，凈進口115萬噸，距關稅配額720萬噸還有較大空間。2010年，我國進口玉米157萬噸，2011年進口175萬噸。

　　第四，植物油自給率進一步下降。近20年來，我國油籽生產穩步增長，從1990年的3533萬噸，增長到2010年的4784萬噸，年均增長1.5%。其中，大豆生產基本保持穩定，近10年來，大豆產量基本穩定在1500萬噸～1600萬噸，占國內油籽生產的33%。國產食用植物油產量從1990年700萬噸左右，增加到2010年的1000萬噸，年均增長幅度較小。

　　與此同時，隨著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居民食物結構出現顯著變化，植物油消費需求進入快速增長時期。我國植物油消費需求總量從1998年的1100萬噸增加到2010年的2750萬噸，年均增長近8%。人均植物油消費從2000年的12.5公斤，增加到2010年的19公斤，超過世界人均16公斤的消費水平，但仍低于發達國家25公斤～26公斤的人均消費水平。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植物油、油籽進口迅猛增長。其中，大豆從1998年的385萬噸，增加到2010年的5480萬噸，年增長率達27%。目前我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大豆進口依存度已達84%，占全球大豆進口量的61%。

二、糧食供求結構變化的新趨向

　　第一，不同糧食品種之間的替代性日益顯著，影響糧食供求結構變化的不確定性增強。一是玉米轉化成淀粉糖，替代食糖進入食品領域。我國食糖消費從2000年度的685萬噸增加到2009年度的1143萬噸，增長了67%，國內生產的增長未能完全滿足需求增長，食糖進口量從102萬噸增加到170萬噸，也增長了67%。近年來，食糖價格迅速上漲，但是玉米價格在政府的調控下，上漲幅度較小，導致食糖和玉米的比價關系發生加大變化，2009年初，食糖和玉米的比價是1.93，截至2011年10月底，比價上升到2.94.玉米價格顯得相對便宜，淀粉糖得以迅速發展，部分彌補了食糖缺口。

　　二是小麥替代玉米，飼料原料結構變化明顯。我國小麥玉米正常比價應在0.95～1.05之間，價差則應在-100元/噸～100元/噸之間，歷史上僅2007年突破了這一區間下限，極限價差達到-200左右，成為小麥飼用消費的分水嶺，消費量由800萬噸/年的常量猛增至1350萬噸。隨后兩年，隨著價差回歸，基本穩定在1000萬噸/年左右，2010年增至1350萬噸，2011年度在1750萬噸左右。

　　2011年上半年，小麥價格在政策調控下不斷下行，國內玉米價格在深加工需求推動下逐漸攀升，造成小麥玉米差價逐漸縮小，至4月份開始轉負，隨著5月份玉米價格加速上漲，主要產銷區全面轉負，此時價差水平已經接近2008年的極限狀態。6月份新麥上市價格走低，主要產銷區價差進一步下滑，部分地區甚至進入-300元/噸～-400元/噸區間內，成為歷史最大價差。

　　這一價差運行趨勢，帶動了更多飼料企業對小麥替代添加的應用，添加比例也在提高。全國小麥飼用替代消費已經開始增加，并伴隨小麥玉米價格倒掛的時間延長而逐漸增多，年度增量可能在700萬噸～1800萬噸之間，將會導致新年度玉米飼用消費持平或略減，供求緊張狀況得到緩解，小麥則出現近年來最低庫存，但不會引發品種供求的質變。

　　第二，“谷賤傷農”、“米貴傷民”交替出現，平衡糧食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難度增大。近年來，農產品成本進入上升通道，雖然農產品價格逐步上升，但農民種糧收益增幅遠遠低于成本和價格上漲幅度，種糧比較收益不斷下降，農民增收形勢嚴峻。但是，糧價上升給城市居民生活，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帶來較大影響，對保持物價總水平的穩定

　　也帶來較大挑戰，近年來，食品價格的上升是直接推動CPI上升的主要因素。因此，國家宏觀調控面臨更加復雜的兩難選擇。

　　第三，糧價波動的影響因素更加復雜，調控的復雜性越來越大。（參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1年課題《新形勢下我國糧食宏觀調控的目標、機制與政策研究》的具體分析）糧價在受農業成本上升、供求關系變化等傳統因素影響的同時，受氣候變化、糧食能源化、金融化、投機炒作等非傳統因素影響將更加顯著。研究表明，當前我國糧食價格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有：

　　（1）在當前我國食物收入彈性相對較高的背景下，收入快速增長導致食物需求總量的增長，推動糧價持續上漲；

　　（2）對于貨幣超發而導致的糧價上漲，其原因在于相對生產效率的低下，使得貨幣超發帶來了低生產效率部門更多的相對價格上漲。

　　（3）在上述兩種因素疊加條件下的價格波動機制，即在貨幣超發背景下，一方面由于農業部門相對低效率導致了相對更高的價格上漲；而另一方面由于“貨幣幻覺”使得消費者產生積極的收入預期，同時也提高了邊際消費傾向，使得糧食需求進一步偏離原有均衡，價格上漲的幅度進一步加大。這也意味為，在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更高的食物收入彈性）只要存在貨幣超發，那么糧食價格將會存在較大的上漲空間，反之亦然。當然，這一問題只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必然現象，隨著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生產力的不斷提升，價格波動的幅度將會不斷收窄。

　　從國際經驗看，日本和韓國在發展過程中，并未出現類似我國的糧食價格大幅上漲的情形。這是因為，從理論上看，日本與韓國都屬于典型的小國，其需求的快速擴張在國內供給無法滿足的條件下將從國際市場進口，而小國的進口量并不足以改變國際市場的供求格局，因此大量的進口將在很大程度上平抑國內收入增長帶來的需求增長壓力，同時也使得價格的上漲壓力被國際市場化解。而中國作為理論模型上的大國，由于國內供求結構改變帶來的農產品進口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際市場的供求結構，盡管大量的進口對平抑國內糧食價格產生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使得國際國內市場產生了反饋作用：即國內價格的`上漲將會帶動國際市場價格的上漲，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將會誘發國內市場價格的上漲，使得影響價格波動的因素更為多樣。但是，從客觀角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大量的進口的確可以有效地平抑國內糧食價格的過快上漲，但是所形成的新均衡價格一定位于國內最高價格與初始國際市場價格之間，因為反饋機制的新均衡將會處于中間水平。

　　與此同時，當前我國糧價上漲不僅僅處于國內市場結構變化以及貨幣寬松的宏觀背景之下，生物能源的發展正在改變全球農產品市場的供求結構，也對我國糧價波動產生深刻影響。從邏輯上看，生物能源未大規模推廣應用之前，食品的收入彈性會隨著收入的提高不斷下降，但是生物能源的發展使得農產品與能源產生了相應的替代作用，因此生物能源原料的收入彈性又被提高，使得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發展與收入水平提高帶來了生物能源原料價格的大幅度上漲，使之進一步傳導至所有農業與食品部門，帶來了全球農產品價格波動幅度的放寬。諸多因素的共同疊加導致了當前條件下我國糧食價格的大幅度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