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大學精神的實質是“大學人”的精神，大學精神的失落與重建也與“大學人”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承擔“大學人”角色的是大學領導者、大學教職員工和大學生。大學領導者是大學精神構建的倡導者和創造者；大學教職員工是大學精神的實踐者和傳播者；大學生是大學精神的繼承者和輻射者。大學精神是大學人共同創造的，但同時又是社會所體認的，是大學與社會共同的精神財富。

　　論文關鍵詞：大學精神；實質；大學人；角色擔當

　　大學精神是大學文化建設的精髓與核心，是大學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當前，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市場經濟、世俗文化與功利主義等多重沖擊下的大學精神日漸式微。如何理解大學精神，從而重建大學精神，成為當下我國高等教育必須思考的話題。

　　一、大學精神的實質及重建大學精神的理論基礎

　　什么是大學精神？近年來的研究成果不約而同地達成共識。一般從兩個角度來界定大學精神。一種是從大學“個性”的角度來認識，認為大學精神是指“整個大學校園共同在一定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來的一種群體意識，是一所大學體現出來的生命力、創造力、凝聚力等整體精神面貌，是一所大學共同的思想品格、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的綜合體現，是該大學生存與發展的精神支柱。它是大學理念在實踐中的逐步完善和升華，進而在自身辦學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積淀。”另外一種是從大學“共性”的角度來認識，認為“大學精神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本源性精神或稱主體性精神，一類是為實現和表達本源性精神而需要具備的保障性精神。追求真理，堅持科學是大學的本源性精神；懷疑批判的精神、兼容并包的精神、相對獨立的精神、人文精神、創新精神屬于保障性的精神。”

　　個性的大學精神是大學獨立品格的創造；共性的大學精神是每一所大學堅守“民族精神堡壘”的底線。大學精神是感受得到、體會得到，但看不見也摸不著的一種存在。它不是現實大學的外在的有形的物質形態，它以無形的方式彰顯于這所大學日常生活的細微處和這所大學所有人的精神面貌上。正如《大學精神檔案》在論述哈佛精神時指出：“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見的哈佛，她在她更富于真、善、美追求的靈魂中，在她無數獨立而又常常非常孤獨的兒女們身上。”的確，大學精神的理解無論是從個性的角度還是共性的角度理解都離不開創造、繼承和發展這種大學精神的“大學人”。因此，說到底，大學精神的實質就是“大學人”的精神，是大學人主體素質的建設，特別是大學人“人文精神”素質的建設。

　　當下，人們感嘆大學精神的缺失，實質上是“大學人”精神的缺失。人的本質固然有對優秀精神成果堅守的義務和責任，但同時，人是活在歷史中的人，必然會受到歷史的局限。尤其在如今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大學人”在大學與市場、大學與社會、大學與政府的關系漩渦中受到世俗文化、功利主義等影響，其精神面臨著異化與蛻變。可以說，當今大學精神的失落實際上不僅是人文精神的失落，更是科學精神的失落。

　　歷史上，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學院”還是西方的真正意義上“大學”，都曾孕育過人文精神的優良傳統，然而在現代社會卻遭遇到工具理性主義文化的圍剿。工具理性對現實大學教育的征服與統治不僅讓大學的人文精神急劇退位，同時也讓科學精神本身受到挑戰。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大學今天最流行的形象，不再是‘保護珍稀物種塔’，而是‘服務站’——社會需要什么，大學就給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學就給什么；市場需要什么，大學就給什么。大學不知不覺地社會化了、政治化了、市場化了。在這種情況下的大學已非獨立研究學問之地，而成為即產即用的知識工廠了。”受到工具理性主義控制的大學何談大學精神？

　　既然，大學精神的實質是大學人的精神，那么，重建大學精神的關鍵因素在于“大學人”精神的重建。人作為歷史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他不僅受限于歷史，同時也可以站在一個更高的起點上關照歷史和創造歷史。大學人只有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和清醒的認識，在教學理念和教學實踐中將人文精神（人文教育）與科學精神（科學教育）重新整合，形成所謂的“科學人文主義”才可能跳出當前大學受困于工具理性的局限，從而在一個全新的起點上重建大學精神。“科學人文主義”的核心在于“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不是兩者的簡單調和，也不是教育的科學取向與人文取向的二元相加，而是它們在高層次上的結合。這種結合是全方位的，是教育思想、教育價值觀與功能觀、教育制度和課程編制等方面的根本改變。具體地說，它是科學化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化的科學教育的有機整體，它力圖使科學人文化，使人文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最高目標，而以科學的發展作為基礎和實踐目標的手段。”

　　大學人應該在“科學人文主義”的視域下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積極構建自己的精神，進而構建大學精神。

　　二、大學領導者：大學精神構建的倡導者與創造者

　　中國的現代大學教育走過百年的歷程。縱觀這百年中留下鮮明印記的具有大學精神的高校，無不與這所高校的領導者密切相關。如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貽琦之于清華、竺可楨之于浙大、張伯苓之于南開、馬相伯之于復旦……正如章開沅在其著作《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系》的序言中所說：“在百余年中國新式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有一大批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的'先驅者。他們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為中國現代大學的奠基與成長作出了無可磨滅的貢獻，我們應該永遠銘記這些先驅者的功績。特別是其中那些辦學有成就的著名校長，他們和他們所辛苦經營的著名大學乃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一塊塊豐碑。他們教育思想的豐富精粹、辦學理念的卓越高遠以及實踐業績的澤惠后世，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學者的肯定與尊重。”的確，仔細考察這些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足跡的大學校長們，人們發現，他們無論是曾經留學歐美，還是固守本土文化，他們在精神深處無不堅守著人文精神的理想，都是有擔當的人文知識分子。“他們都懷著強烈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懷著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真摯情感，勇敢地擔負起振興民族精神、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責任，將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精神培養確立為教育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