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莫里哀喜劇中國舞臺傳播的文化動因論文

一、劇目戲劇性強

　　中國舞臺上演出的莫里哀喜劇，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莫里哀高尚喜劇的代表劇目，多為詩體五幕，如《偽君子》、《吝嗇鬼》、《太太學堂》等。另一類是偏于鬧劇化的喜劇，通俗搞笑，如《屈打成醫》、《司卡班的詭計》、《冒失鬼》等。由于中國話劇的海外舶來性質，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西方話劇的模仿和移植,所以在劇目的選擇上也往往會傾向于那些戲劇性強、在劇院里能夠收到較好戲劇效果的劇目。根據法蘭西喜劇院的演出記錄，莫里哀劇作中演出數量居于前三甲的分別是《偽君子》、《屈打成醫》和《吝嗇鬼》。中國上演的大部分莫里哀喜劇劇目都是在法蘭西喜劇院盛演不衰的保留劇目。

　　20世紀20年代“愛美劇”方興未艾之時，北平的業余演劇團體葳娜劇社之所以要排演《堅吝人》,與其說是為了在舞臺上體現‘‘五四”新文化人提倡的種種主義、思想，毋寧說是因為《堅吝人》戲劇性強，容易吸引觀眾特別是一般市民觀眾。葳娜劇社是以北平的交通大學、北京大學、私立中國大學和女師大的大學生為主體組織起來的業余劇團，演出《堅吝人》的時間是1928年12月31曰，顯然是為了迎接元旦而籌備的演出，再聯系到當時一般觀眾的欣賞趣味,選擇《堅吝人》更多的是出于其戲劇性和票房上座情況的考慮。

　　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各地學校劇團紛紛上演經過改譯和改編之后的《堅吝人》和《偽君子》。有論者提出：“為什么學校劇團選擇了這些重頭戲呢？唯一的理由不外劇本本身有較大的吸引力,容易賣座,收入多才能抵銷開支。確實如他所言，學校劇團演出的一般是戲劇性較強、容易賣座的劇目。經過改譯和改編后上演的《堅吝人》和《偽君子》,從劇情到演出形式都完全中國化了，非常符合學校劇團的選擇標準。

　　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上演的莫里哀喜劇雖然著眼于劇目的諷喻價值,但本身的藝術價值也是選擇劇目的一個重要因素。李健吾在對《偽君子》劇組講話的時候首先就強調了劇目的藝術性：《偽君子》是莫里哀所有的喜劇中成就最高的,也是全世界喜劇中成就最高的一個?！庇^眾也認同《偽君子》和《吝嗇鬼》是“莫里哀全部作品中最出色的兩本杰作”，是‘‘古典主義性格喜劇的典范”。《偽君子》的喜劇色彩“是特別濃烈的,演起來非常熱鬧”，而《吝嗇鬼》則“標志著莫里哀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達到了成熟的高度”。其他這一時期上演的《屈打成醫》《司卡班的詭計》等劇目，其通俗的故事情節和妙趣橫生的鬧劇手法也很容易獲得強烈的劇場效果。

　　莫里哀喜劇劇目本身的藝術性是中國舞臺選擇這些劇目的首要因素。一方面，其藝術性使得各劇團選擇演出這些劇目，另一方面，這些劇目由于經年上演而使劇團具備了較為純熟的舞臺經驗,反過來又促進了劇團一演再演這些排演純熟、有較好舞臺效果的劇目。

二、演出的純熟與劇目的象征價值

　　《堅吝人》是20世紀中國舞臺上演出場次最多的莫里哀喜劇劇目。自1920年代末北平葳娜劇社公演《堅吝人》之后，《慳吝人》的演出活躍于各個時期的中國舞臺上，成為各類話劇團體的保留劇目。在1935年，南開新劇團經過三個月的排練于12月在天津公演《財狂》，曹禺飾演主角韓伯康,嚴仁穎在劇中飾演馬夫兼廚師賈奎,張國才飾演仆人李貴。由于抗戰形勢所迫，南開學校遷往大后方重慶,在1940年適逢南開建校36周年之際，主要由南開校友組成的南友劇社公演《財狂》以示慶祝。南開劇團作為全國成立較早的話劇組織,對于話劇運動的開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演出的〈側狂》也為其他劇團的演出提供了以資借鑒的摹本。1959年，北京人藝的夏淳導演了《慳吝人》,上海戲劇學院的朱端鈞排演了《吝嗇鬼》。

　　夏淳早年在北平育英中學讀書時，參加學校的話劇隊，曾演出過《慳吝人》。朱端鈞在1939年曾經導演過《生財有道》,這出戲是顧仲彝根據《慳吝人》改編的，由上海劇藝社在辣斐花園劇場公演。在1959年之前《慳吝人》已經有30年的演出史和改編史，在中國話劇界成為經常演出的莫里哀喜劇經典劇目。1959年，夏淳和朱端鈞導演了與此前風格大不相同的《慳吝人》和《吝嗇鬼》,這種演出形式和風格很快就被同時期的其他劇團引進移植。安徽、甘肅、廣東等省市的話劇團也紛紛演出《慳吝人》,在當地轟動一時。遼寧人藝在1959年雖然也演出了《吝嗇鬼》,但他們走出了一條自主創新的道路:1959年遼寧人藝排演《吝嗇鬼》的時候,劇院中的大部分人對于外國古典喜劇的演出樣式毫無所知，更沒有看過古典喜劇的演出，這些都構成了《吝嗇鬼》導表演的困難和障礙。遼寧人藝的`一些人提出要看看北京人藝排演的《慳吝人》，這樣可以直接“伸手拿來”，但是導演萬籟天堅持“藝術貴在創新”，不走抄襲和摹仿的道路。經過《吝嗇鬼》劇組人員的共同努力，終于將遼寧人藝版的《吝嗇鬼》推上了東北的話劇舞臺。經過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北京人藝、上海戲劇學院、遼寧人藝和安徽、甘肅、廣東等省市的話劇團體多次上演《慳吝人》和《吝嗇鬼》,莫里哀的這一代表性劇目成為中國大多數話劇團體的主要保留劇目。這些具有《慳吝人》和《吝嗇鬼》排演經驗的話劇團體，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又重新復排了這一經典劇目，一時的演出熱潮也促使貴州、撫順等其他省市的話劇團體聞風而動,紛紛在各地演出《慳吝人》和《吝嗇鬼》。

　　《偽君子》的演出情況也大體類似，從20世紀30年代起一直在中國舞臺上常演不衰。從《慳吝人》和《偽君子》兩個劇目的反復上演可以看出，無論是培養話劇專業人才的戲劇院校，還是大學校園內的業余劇團，都把具有代表性的莫里哀喜劇劇目作為藝術實踐的組成部分。這些劇作，大多喜劇意味濃郁，易于學生理解和觀眾接受,無論對豐富教學劇目，還是對提高學生的演劇質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些劇目在長期的演出過程中逐漸具備了經典世界名劇的象征價值,又因劇目的藝術性和象征價值被話劇團體一再搬演,從而在劇目和演劇團體之間建立了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