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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學論文

　　題目：《佛教文化東向發展與北方草原民族的相互影響》

　　佛教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沿絲綢之路傳入漢地及北方草原地區的特殊的精神文化遺產。無論是始于兩漢之際，由印度及西域高僧傳布于漢地的印傳佛教，抑或公元11世紀，經由青藏高原傳入北方草原地區的藏傳大乘佛教，均對草原文化的豐富和發展起過不可估量的作用。佛教的傳入對亞洲內陸北方草原社會注入諸多新的外來文化元素，極大地豐富了草原文化內容，也積極影響了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雪域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間的聯結與交融，加強了不同文明間的精神文化聯系。

　　佛教創立何時，史書無明確記載。杜繼文先生認為，其創立時間應在公元前6世紀-前5世紀之間。其誕生地古代被稱作迦毗羅衛國，今位于印度北部的尼泊爾境內。于孔雀王朝阿育王統治時期，佛教開始向古印度以外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傳布，向西北傳入犍陀羅、罽賓、大夏等北印度及中亞古國而逐漸成為跨越民族、跨越國家的世界性宗教，也為佛教東逾帕米爾高原，沿絲綢之路進一步向天山以南諸綠洲城郭國家的傳播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其中，北方草原民族在與新疆、中亞地區不同民族間的頻繁互動與交融進程中對佛教文化的東傳起過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大月氏與印傳佛教的東向發展

　　約于公元前201年①，由河西走廊敦煌、祁連山一帶西遷至中亞的游牧民族大月氏在佛教文化東向發展過程中扮演過極為重要的角色。大月氏系河西走廊古老的游牧民族。約于漢高祖年間，迫于匈奴威脅，西遷至伊犁河流域游牧。約于公元前125年，受同樣西遷至中亞的河西走廊游牧民族烏孫人襲擊，又被迫南遷至原為大夏(巴克特里亞)人統治地區，據其地，建立了由五部翕侯分治的分封制國家。

　　其社會生產也很快從游牧轉為農耕，與周邊農耕民族基本無異，且迅速浸染在北印度及中亞有著深厚信仰土壤的佛教文化，成為崇信佛教的民族。約于公元1世紀中葉，五翕侯之一的貴霜翕侯丘就卻統一了大月氏各部，在古大夏人統治地區，建立了以信奉小乘佛教為主的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存的強大帝國---貴霜帝國，并大力弘揚佛教，由此印傳佛教更迅速地向貴霜帝國所占領區域及周邊國家傳播。在著名的迦膩色迦二世(約公元110年即位)②統治時期，該王為整飭繁雜的部派佛教言論，"宣令遠近，召集圣哲","得四百九十九人"③，用梵文撰寫、翻譯、校對、宣講大量佛教經論，集結成《大毗婆沙論》④等佛學著作。由此貴霜帝國也成為遠近聞名的佛學傳布中心，其治下的迦濕彌羅、犍陀羅則是盛名的佛教都市。同時受希臘(大夏)造像藝術浸染，在國內廣建佛塔、佛寺、佛像，由此誕生聞名后世的犍陀羅藝術，為往后龜茲、于闐等西域諸國及中原漢地石窟造像、佛教壁畫、寺塔筑造等佛教藝術的傳播與繁榮，均有過極大的推動作用。迦膩色迦二世統治時期亦是貴霜帝國最為強盛時期，其王"威被鄰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蔥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⑤其勢力一度越過帕米爾高原，波及西域疏勒等國，與同一時期的東漢有過多次和戰交往。甚至大乘佛教思想也在這一時期大為發展，對印度、中亞乃至西域佛教均有影響。如，大乘佛教名僧馬鳴、龍樹均活躍于這一時期。不僅歷代國王篤信佛教，還經常派遣僧侶，作為文化使者，經由絲綢之路往返于貴霜與南疆以及中原漢地之間，傳布佛法。據史載，漢哀帝元壽年間，曾有大月氏佛僧到中原口授《浮屠經》⑥。至東漢和三國時期，由貴霜前往中原漢地傳法之僧侶比以往更多。如，東漢年間的支讖、支曜和支亮，三國時期的支謙等名僧，均在中原漢地傳布佛法，而這些大月氏僧侶又是最早向中原漢地傳布大乘佛教經論的佛僧⑦，為漢地大乘佛教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誠然，地處絲綢之路樞紐的貴霜帝國在傳播佛教文化藝術方面對西域和中原漢地的影響是極大的。

二、"五胡"與西域佛教的東向傳播

　　佛教傳入西域的時間早于中原漢地。日本學者羽溪了諦認為，"佛教之傳入龜茲，當較中國(漢地)為早。蓋龜茲為北道之要沖，如于闐之于南道然，大月氏、安息、康居，以及印度諸國與中國間往來，皆取北道，而必通過龜茲。"⑧絲綢之路既是國際貿易通道，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早期即由沙漠(綠洲)貿易通道越過帕米爾高原，向東傳入南疆和內地，并遠播至朝鮮半島和日本，是名符其實的文化互動與交融的大通道。龜茲和于闐扼守絲綢之路中段南北道要沖，又是天山以南地區的兩個大國，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這兩座綠洲城郭國家與印傳佛教間的淵源關系。不過、龜茲崇信佛教之前，于公元前80年左右至公元1世紀間①，天山以南與大月氏毗鄰的疏勒、于闐等國事先浸染印傳佛教思想，后向東漸次影響至龜茲、焉耆、高昌等國，其大小乘佛教在各國此消彼長，成為古印度佛教東傳過程中的重要節點。至魏晉南北時期，天山以南諸城郭國家的佛教文化藝術發展到鼎盛狀態，并逐步向西域地方特色轉變，而后又向河西走廊，中國北方漢地傳播，為漢傳佛教思想、佛教藝術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過深刻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史上的多國并存的時代，尤以延續百余年的五胡十六國時期最為典型。

　　在北方漢地，因活動于蒙古高原及西北地區的古代民族，如匈奴、鮮卑、氐、羌、羯等民族相繼內遷、內附，于西晉末年開始，在北方漢地先后出現過不下13個由上述"五胡"建立的政權。這些政權大多國運不濟，有的甚至短暫地統一過北方地區，但戰亂不斷，政權更迭頻仍是這一時期主要的時代特征。盡管如此，這一時期又是民族融合、文化涵化的大時代。由于"五胡"的大規模內遷，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碰撞與融合，而在漢地相傳已久的佛教則成為聯結草原民族與漢民族的重要的精神紐帶。加之，這一時期先后控制過河西走廊的匈奴、鮮卑、氐、羌等民族政權一直與印度佛教傳入的中轉站---西域諸國保持著一定的聯系，故佛教在河西走廊呈現出更為興盛的局面，成為西域佛教東傳漢地的重要門戶。同時，印度及西域佛教也開始傳布于這些古代民族中間，且各國統治者又大都好佛，包括前涼張氏政權在內，均對佛教敬信有加。由此，佛教在北方漢地迅速扎根并趨向"本土化",直至傳布于朝鮮半島及日本。據《海東高僧傳》載："句高麗(應為朝鮮)第十七解味留王(或云小獸林王)二年(372年)壬申夏六月。秦苻堅發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于是君臣以會遇之禮。奉迎于省門。投誠致信。咸慶流行。"②是佛教傳入朝鮮半島的最早記錄。至6世紀中葉，佛教又從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成為日本主要的宗教。可見，由于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諸國大興佛教，又提倡實用主義的佛教觀，故佛教在北方漢地，蔚然成風，并不斷影響著周圍民族及國家。我們亦可以從魏晉南北朝時期河西走廊及北方地區的石窟藝術成就中管窺彼時佛教之盛況。

　　佛教石窟藝術源于古印度，至貴霜帝國時期，大月氏人傳承古印度、古希臘造像藝術風格于一身，使其與佛教義理融合，造就了聞名后世的犍陀羅藝術，使得天山以南龜茲、于闐等國石窟造像、壁畫藝術均受其濡染。至五胡十六國時期，漢地亦盛行起石窟造像藝術，如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靈寺等佛教寺窟均開鑿于這一時期。至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始，在漢地北方地區又先后開鑿須彌山、云岡、龍門等龐大的佛教石窟，其早期的雕塑和壁畫藝術均吸收經西域東傳之犍陀羅藝術風格，后與漢地傳統審美觀念漸趨融合而呈現出佛教文化藝術的"本土化"、"中國化"傾向，為隨后隋唐兩代高度制度化、專業化、本土化的漢地大乘佛教的繁榮發達奠定了思想及物質基礎。于公元5世紀70年代③，因西遷中亞的游牧民族嚈噠人南征，曾經稱霸北印度及中亞的貴霜帝國遭受軍事打擊而最終滅亡，其輝煌的犍陀羅藝術在北印度及中亞亦隨之衰落，但經過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急劇發展的隋唐佛教，卻在亞洲東部的大陸上，以嶄新的風貌繁榮昌盛起來，并名揚佛教世界。"④直至后世遼、金兩朝佛教均承繼隋唐佛教榮輝，使漢傳佛教在北方漢地亦有了新的高度。這也印證了臺灣著名的建筑學家漢寶德所講過的，"佛教是帶了雕塑藝術進來的，在此之前，中國人只有俑的觀念，沒有像的觀念。中國正統文化是平面，如今接受并發展了立體的藝術雕刻到北齊面容才中國化、生動化，到唐朝而大盛。"⑤從而，中原漢地亦成為了傳播佛教文化藝術的新的傳布中心。盡管貴霜帝國佛教文化藝術在其故地幾近垂暮，但其燦爛的佛教文化遺產在其隨后的若干個世紀里，依舊對西遷中亞、新疆、河西走廊的突厥、回鶻等游牧民族產生著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