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杰姆遜十六年前就已發現，在第三世界中，“知識分子”這個特定的名稱已如同一種業已滅絕的物種的名稱，正在逐漸消失。但也幾乎是從那時起，自以為是知識分子的中國人對這個假設的身份越來越認同，也越來越自覺，不僅曾有人在海外以此為名辦雜志，而且討論知識分子的文字也時有出現，當然還有關于知識分子的討論會。這一切似乎足以證明杰姆遜上述觀察的武斷；但如果我們將這一切放在現代性的背景下來考察，就會發現問題并沒有那么簡單。杰姆遜的論斷無論正確與否，脫離現代性的語境，是無法得出有說服力的結論的。
這是因為，知識分子是現代性的特有產物。與現代性一樣，“知識分子”起源于西方。盡管在西方語言中“知識分子”一詞源出十九世紀俄國的intelligentsia，最初指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其他對社會持批評態度的一代人。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中的父子二人就是標準版本的intelligentsia。但西方學術界一般認為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哲士”們（Les philosophes）才是最早的知識分子。巴黎的沙龍和倫敦的咖啡館是知識分子的搖籃。 但是，發生學上的一致并沒有伴隨相應的定義上的一致。葛蘭西將知識分子進一步分為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而福柯則把知識分子分為普遍知識分子和特殊知識分子。這說明“知識分子”并不是一個同質性的群體。此外，即使在西方，在不同的國家“知識分子”的含義也不盡相同。例如，在法國和別的一些西歐國家，“知識分子”有別于依賴于由國家資助的研究機構和學院的科學家與學者，也不同于只有審美訴求的文學實踐者。知識分子就是獨立特行，有不同于流俗見解的人。而在英國，當然也有社會批評家，但由于知識界與政界和管理層互動比較密切，所以“知識分子”一詞就含有一絲諷刺的意味，指對日常生活缺乏接觸的人。據說在英國很少有人愿意被稱為“知識分子”。這說明，“知識分子”不但是一個非同質性的群體，而且在不同的國家與社會他們的定義也不盡相同。
在中國，一般人會將所有受過高等教育且從事非體力勞動者都叫做“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定義實際是從“知識分子”這四個中文字望文生義而來，以為知識分子就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這種約定俗成的用法自然也有其語義學上的合理性，但對于研究和討論知識分子問題卻基本是不相干的。如上所述，知識分子是現代性的產物。有知識有文化的人歷代都有，如西方中世紀的教士或中國古代的士，但人們一般都同意他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定義不盡統一，但在這一點上卻少有異議，說明知識分子作為現代特有的現象和群體基本得到公認。因此，本文講的知識分子主要是指除了知識與文化外還有特殊擔當的人，即所謂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
不少人以為，知識分子與傳統的教士或士最大的不同點在于他們具有后者所不具有的自由和獨立，他們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維持生機，而不需要托庇于某個私人或君主的保護與贍養。現代的種種制度，如教育制度、出版制度、市場經濟制度都使他們得以以一個完全獨立的個人身份發言。這在一定程度上不無道理。但從根本上說，就像葛蘭西深刻地揭示的那樣，在現代世界，知識分子不能獨立于經濟、政治的結構而存在，而是如有機體般依傍著這些結構而生存，因此叫“有機知識分子”。他們不一定因此就一定機械因果地為統治階級說話，相反，他們可以有自己的聲音。但從總體上說，他們或出于現實經濟利益的考慮，或迫于制度的壓力，而不得不最終被這個制度馴化。現代知識分子在全球范圍內可能的滅絕，根源在此。
但另一方面，現代性也的確創造了知識分子得以產生和發揮其獨特功能的條件和空間。從一開始，現代社會的理性化過程就要求將理性的、推理的、邏輯的思想及抽象活動與別的精神活動分開。科學不僅與宗教分離，而且也從古希臘以來廣義的哲學中逐漸分離出來，形成了各門不同的學科。同時，科學的發展要求有相對獨立的科學機構和組織。隨著大學和科學院或別的研究機構的出現，科學工作越來越專業化和職業化。不僅自然科學，而且社會科學同樣如此，這就大大刺激和加強了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角色認同。另一方面，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展開，識字人數大量增加，人的閑暇時間也在增加。現代的傳播手段逐漸普及；現代印刷工業使得書籍與報刊對大眾來說不再是奢侈品。越來越多的人需要關于社會事務的'各種思想、信息與觀點。這就形成了知識分子賴以存在，并可以通過對其施加影響而間接影響整個社會的公眾。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只有有了這樣的公眾后，才會有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
但這只是知識分子產生的外在條件，產生知識分子的內在條件，是社會進入現代后迫切需要有人擔任原來由巫師、教士或士大夫擔任的社會核心價值創造者、維護者的角色。現代性所隱含的虛無主義傾向，又使得創造者和維護者的另一面一定是懷疑者和批判者。知識分子，而不是尋常意義上的專業人士，就一身兼二任，負起了這樣的雙重責任。因此，恰恰是在專業化和職業化程度最高的西方，人們認為知識分子的特征不在他的專業或職業，而在于他得是這樣的人：“……在他們的活動中顯示出一種對社會核心價值的顯著關心。他們是尋求提供道德標準和維護有意義的一般象征的人……知識分子似乎從來就是對事物現狀與習慣、習俗不滿的人。他們根據更高和更廣大的真理對當前的真理提出疑問；他們用不實際的應該來反對現實。他們認為自己是像理性、正義和真理這樣的抽象觀念的專門看護人，是常常在市場與權力場所遭到忽視的道德標準的謹慎的保護人。”因為“沒有別的群體的人（像知識分子……）那么自由；……知識分子創造標準和指出標準。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應該從所謂實際事務的人稱之為烏托邦理想的觀點對這個既定文化進行連續的、不妥協的批判……。”
不管這種知識分子的定義有多少理想的成份，但應該是比較容易為中國人接受的。中國古代的士雖然不同于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但“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卻深入世世代代讀書人的心靈。處士橫議，議的就是天下之事。士志于道，士是道的傳承者和維護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孟子盡心》上）根據道來批判現實政治和社會習俗，也是士應盡的職責。這個傳統比西方的知識分子定義更多地影響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但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畢竟是生活在現代社會，不管他們主觀的自我認同是怎樣，他們的客觀行為不能不受種種現代性條件的制約。他們會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現代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不是中國傳統的士，但中國現代性的特殊條件，又使得他們并不完全符合上述理想化的知識分子定義。但是，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缺憾，卻更鮮明地表明了現代性與知識分子的內在緊張關系。需要聲明的是，本文無意將西方流行的知識分子定義作為知識分子的本質標準，以此來衡量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是否夠格，而是要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知識分子進行一些特征比較，以彰顯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性困境和一般知識分子在現代性條件下的必然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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