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國際化及學術技術的融合發(fā)展論文

　　近年來，我國學術發(fā)展可謂舉世矚目，SCI數據庫2016年收錄我國的科技論文32.42萬篇，占世界份額的17.1%，連續(xù)8年位居世界第2位。在2016年我國發(fā)表的國際論文中，國際合著8.3萬篇，占我國發(fā)表論文總數的25.8%［1］。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學者參與國際化學術互動的效果是令人振奮的，為我國的學術國際話語權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反觀我國學術出版機構在這方面的表現(xiàn)相對落后——我國現(xiàn)有的300余種國際期刊，絕大多數是與國外學術出版機構合作的刊物。我國學術出版機構應當“不忘本來、吸取外來、面向未來”，切實融入國際出版領域，支持我國學術話語權的建設。學術出版是一個系統(tǒng)性的事務，拋開學術編輯出版而談技術是本末倒置。數字信息技術的應用使得學術傳播的鏈條縮短，學術出版機構要更加敏銳地捕捉學者對內容資源的需求。因此，除去技術帶來的變化，學術出版機構對內容的考量和組織方式也與傳統(tǒng)出版不同。本文從國際學術出版的基本制度入手，探尋信息化時代我國建立學術國際話語權的進路。

一、學術出版的紙電之爭

　　從1971年MichaelS.Hart將美國《獨立宣言》輸入計算機制作成第一本可在因特網查閱的電子書開始，電子書開啟了出版業(yè)的新時代［2］。1996年施普林格出版集團提供通過SpringerLink網站閱讀、下載電子圖書和期刊的服務，1999年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國家標準技術局發(fā)布了基于XML的OpeneBook（OEB）格式標準，這就是至今學術出版領域應用最為廣泛的數字內容標準。學術出版的根本目的使得紙電之爭毫無意義：學術出版的意義在于促進學術傳播和交流，其價值在于學術本身而非承載媒介。學術出版的發(fā)展遵循適用于任何一個行業(yè)的發(fā)展路徑——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方式進化、替代、升級。以歐洲最大、最古老的大學圖書館之一的格拉斯哥大學圖書館為例，其主圖書館和80多所分館共藏有250萬種紙質書刊，擁有185.3萬種電子書和5萬種電子期刊的使用權，需要334名圖書館員向超過170萬讀者提供服務（2014年數據）。如果進行數據化處理，如此龐大的館藏資源完全可以輕松地儲存在一臺臺式計算機中。學術科研過程中，檢索查找知識點的需求遠遠大于閱讀需求。數字內容在檢索方面相比紙質書刊具有先天優(yōu)勢，利用出版平臺的檢索工具或第三方搜索引擎可以進行詞組和語義的快速準確查找，甚至可以定位到文獻的行間段落，極大地提升了文獻檢索效率。在DOI、Crossref等第三方學術服務平臺的進一步支持下，文獻檢索、參考文獻的跨平臺跳轉鏈接通過簡單的鼠標點擊就可實現(xiàn)，這是以往任何出版方式都不具備的服務能力。數字內容還具有隨時上架、更新等優(yōu)勢，不需要圖書館員從事日常的借閱、回收和上架工作，使得圖書館經費可以更多地用于學術資源的采購，減少了硬件設施和人力資本的投入。數字出版主要有數據庫和數字出版平臺兩種形態(tài)。數據庫主要以已經出版的內容為基礎（類似國外學術出版機構的回溯數據庫），能夠以在線遠程訪問或離線鏡像安裝的形式提供服務。這種出版模式對編輯周期和信息技術要求不高，出版的時效性不強，因此不需要使用全程線上處理方式。數據庫的傳播銷售類似傳統(tǒng)的紙質出版物，需要依靠傳統(tǒng)銷售渠道的支撐，內容資源的網絡可見度較低，可簡單地理解為傳統(tǒng)出版內容在數字應用方面的延伸。數字出版平臺是目前國外主流學術出版機構提供的服務，使用征訂模式向客戶預售產品（如未來1年），保證向客戶提供一定數量的內容資源。這種模式對編輯出版流程和線上處理流程要求較高，需要較大的成本投入。但是，鑒于學術內容的實效價值遠遠高于回溯內容，收益也相對更高。數字出版平臺的互聯(lián)網可見度較高，通過網絡檢索引入讀者資源。因此，數字出版不是對出版行業(yè)的挑戰(zhàn)，而是學術出版的機遇和回歸。在信息化、數字化的出版?zhèn)鞑r代，以往固有的傳播壁壘被技術撬動，數字化帶來的成本下降為中小型出版機構帶來了騰飛的機遇。

二、讓學術回歸學術，讓出版回歸出版

　　學術出版作為學術界緊密的盟友，是學術傳播和交流的橋梁，如同制藥廠是藥學研究的轉化機構一樣。學術出版機構作為學術成果的轉化機構，如果不能讓學術回歸學術、讓出版回歸出版，就如同藥廠弄虛作假生產出無效甚至有害的藥物，并讓其流入市場。在現(xiàn)代科學同行評議之父英國哲學家HenryOldenburg（1619—1677）的影響下，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自然科學會報）在1665年采用同行評議框架并在19世紀30年代形成了系統(tǒng)的同行評議流程，同行評議逐漸成為甄別學術質量的重要標準。同行評議是由數名與作者研究領域相同的專家學者通過雙盲、單盲或開放的方式對學術質量進行評審。一些出版人甚至會請評審專家就書稿的組織結構、明顯缺失、研究方式乃至數據問題提出完善建議，從而使同行評議成為協(xié)助作者完善著作的服務。同行評議是學術出版機構讓學術回歸學術最直接的方式，也是與學者建立緊密聯(lián)系的有效方式。國際出版道德委員會（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對學術出版的最基本要求——透明度原則（Princi-plesofTransparencyandBestPracticeinScholarlyPub-lishing）做了明確的規(guī)定，要求刊物聲明并使用恰當的同行評議機制和避免相關方利益沖突作為學術出版的最基本需求。近年，不少學術期刊被打上掠奪性的烙印，大多是因為其違背了COPE的透明度原則，從而不被國際學界和檢索數據庫認可。目前，我國有316種期刊成為COPE的會員，約為知網收錄期刊種數的5%。迫于經濟效益的壓力，國內學術出版機構大多以補貼款作為是否出版的硬性標準，嚴格使用同行評議的出版機構并不多。這種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方式，使得我國的學術成果評審被隔離在學術界之外，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受到偏見。國外同類學術出版機構基本上會相互認可學術質量，然而我國大多數學術出版機構的出版物需要經過外方評審，不被信任的原因是雙方采用不同的學術質量甄別制度。我國學術出版機構要得到國際學界的認可，必須重視學術質量，最簡單的證明學術出版物質量的方式或許就是執(zhí)行COPE的透明度原則，與國際學術出版機構采用相同的學術質量甄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