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本土化研究論文
1887年，現代行政學鼻祖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發表了行政學的開山之作《行政學之研究》，他將歐洲大陸發展起來的行政學與美國本土特色相結合，借鑒法國和德國行政學的長處，將歐洲大陸的行政學本土化，使之具有美國的觀念、語言和思想。他反思了當時的美國行政學研究中的不足：“行政科學并不是我們的創造，它是一門外來的科學，很少使用英國或美國式的語言規則……如果要應用這種科學，我們必須使之美國化，不只是從形式上或僅僅從語言上加以美國化，而是必須在思想、原則和目標方面從根本上加以美國化。”
后來，經過學者們的不斷努力，這門產生于歐洲而被美國本土化的新型學科在20世紀初期得以創建。在這門學科創建之時，也正是西方國家工業革命完成之時，西方國家實現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成功轉型。也正是在這場工業化的進程中，先覺的威爾遜借鑒歐洲大陸的行政學，促進行政學的本土化，得以使得美國行政學領先于世界。目前談到西方行政學，也即美國行政學。20世紀后期，世界掀起了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運動，中國應把握住這次社會轉型的機會，借鑒西方國家在工業社會中構建的'公共行政理論，使之本土化，具有中國的觀念、語言和思想。
這也是我國行政學學者們應肩負的使命，夏書章于1982年早就指出：“要搞好現代化建設事業，就需要社會主義的行政學和行政法學。”張成福在分析中國行政學發展趨勢的文章中指出：“本土化是中國公共行政未來發展的方向和最大的挑戰。”中國應當把握住后工業化帶來的機遇，本土化西方公共行政學前沿理論，使之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后工業社會的背景，而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則是本土化的首要任務。
本文所說的本土化既指理論的中國化，也指理論的應用化。理論的中國化與應用化是以我國實際為出發點，本土化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因為“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本土化的必要性分析“行政學研究只有面向本土經驗，了解和解釋我國的公共行政實踐，才可能找到合適的分析中國公共行政實踐的工具。”
如果說行政學的本土化是為了借鑒先進理論指導我國政府改革并解決我國實際問題，那么作為其中的一部分，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本土化也是很有必要的，是我國行政學科構建、社會轉型和我國改革實踐的迫切要求。學術背景：“他山之石”與中西差異。“他山之石”是指西方公共行政理論較我國發展歷史悠久、理論體系健全;中西差異表現在西方行政學理論的他域與本域的區別與局限。
丁煌指出：“綜觀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學一百多年來的發展歷程，不僅涌現出了一大批公共行政管理學的經典著作，而且也形成了一系列對于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學科體系的完善和公共行政管理實踐的改進均具有重要價值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論。”西方公共管理學科發展歷史悠久，體系健全，理論積淀深厚。而我國公共管理學科起步較晚，實際上是一個“舶來品”，去指導我國公共管理改革還很“吃力”。在這種國外強、本國弱的情況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借鑒西方先進的公共管理理論，指導我國的改革實踐。
但是這種借鑒并非直接“拿來”，中西方國情與理論具有一定差異性，外域理論并非完全適用本土。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本土化策略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中國化。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認為：“從某一個國家的行政環境歸納出來的概論，不能夠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應用到另一個不同環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個理論是否適用于另一個不同的場合，必須先把那個特殊場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
在筆者看來，理論的中國化是指吸收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先進理念，與我國公共管理理論相結合，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理論，具體為以下五個方面。第一，創新治理理念：服務、網絡、合作、大數據、公共價值。新公共服務理論、網絡(化)治理理論、整體性治理理論、數字治理理論和公共價值管理理論分別為我國公共管理理論界貢獻了服務、網絡、合作、大數據和公共價值等理念。新公共服務理論所強調的“服務”理念滲透著民主治理、公民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價值。
民主治理強調基于價值觀的共同領導，公民精神體現在公民權、公民參與治理、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等方面，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官員必須促進建立一種集體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觀念。這個目標不是找到個人選擇驅動的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案，確切地說，它是要創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責任”。因此，我國在構建服務型政府及進行公共服務改革的時候也應注重服務理念，強調公民價值、公民參與、民主治理以及優質公共服務。結語在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學術研究中，本土化研究是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研究的未來趨勢。
到目前而言，我國學者在研究西方公共管理理論時，大都經歷了理論引介、反思批判、理論比較和理論本土化的研究過程。作為西方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論，本土化研究將是未來學術研究的熱點。在本土化研究過程中，我們需要把握以下三點。
第一，尋找契合點。中西方在政治制度、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所以在西方土壤上產生的理論并不一定適合我國現有國情。因此，我們需要立足中國公共管理實踐引進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論，需要尋找契合點。比如服務型政府與新公共服務、合作治理與網絡治理、區域協同與整體性治理、智慧城市與數字治理、戰略管理與公共價值，根據我國公共管理改革的需要借鑒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論，在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本土化。
第二，著眼前沿理論與未來實踐。理論是總結過去經驗，把握現象與本質、結果與原因的關系用以指導未來實踐，所以我們要關注最前沿的公共管理理論，因為前沿理論都是在以往公共管理理論反思批判的基礎上并結合現時代背景而創建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國公共管理者還應具有戰略眼光與未來視角，應該摒棄以前“摸著石頭過河”的思維，提早發現問題，并有預見力。
第三，關注理論的中國化與理論的應用化。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的本土化(包括中國化與應用化)，應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筆者在梳理國內學者研究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論本土化問題時發現，大多數學者關注西方理論應用的視角化或指導化，即從西方理論視角看我國某個公共管理問題，或者用西方理論指導我國政府改革的某個問題。這種本土化研究并不系統，我們在進行本土化研究時，既要吸收西方先進理念，創新我國治理理論，還要注重理論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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