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學讀書的時候，自己就立下了將來要做一番“經國濟民”大事業的人生觀。這樣一個人生觀包含了英雄主義、領袖欲、或者權力欲望等成份。可是它的產生畢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下面幾種原因的影響：首先是我生長的時代背景，在我的過去一生中，（一九二三年出生到一九四九年止）是一個整個中國革命的年代，在這種時代洪流的沖擊下，年青的人都可能多少為革命潮流所影響。同時，我剛小學畢業的時候，因為我家里住在上海租界里，所以在整個抗戰期間（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我出國止），除了在十三歲的時候有過幾個月到內地傳奇式的去參加救亡工作外，就完全在那種半淪陷區的環境里完成我的大學教育。在這一冗長而極重要的一段時期里，我的思想便成了真空現象，對現實中國的認識完全是隔絕的。

　　當時惟一希望是抗戰快快勝利，而幻想勝利之后，中國會變得如何富強（這種強烈欲望貫串了我整個一生），所以當時亦就有了自己應該貢獻于完成這種事業的狂熱。并且田于我的家庭是中等資產階級，環境富裕，我這一生從不曾為小片面包而憂慮過，所以這樣的物質條件，支持著我的人生觀，朝著為本階級服務的這一方向發展。最顯著的說明我這人生觀的具體概念是站在最上層的政治社會上，用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把中國搞好。我認識到中國這個國家的落后，要使它富強起來，但是我認為這是上層社會的大人物們的事業，依靠他們主觀的努力，就可以把中國搞好，這樣，就使我為了要做一個統治階級的特出人物而努力。

　　這一主流思想，影響或者整個的支配了我過去所有的行為及思想。譬如有了這樣一個思想后，就覺得自己比任何人來得“高明”，其他人都是在為生活問題而平凡地度完他的一生，而我卻對世界背負著這么一個崇高的責任，這種優越感，雖沒有經常的流露出來，那是由于我覺得要做一個“經國濟民”的人物應該有適當的修養，但是基本上它是深深地存在著的。譬如我這過去的歲月中都生活并呼吸在經院的象牙之塔里，由于這種事實更使我認為天下事物，尤其是“經國濟民”的大事情。都是天才人物（包括了我）的深思熟慮所創造并決定的。因此我對每一件重大的政治問題的態度都訴之于政治家們的良知以及智慧，這表示了我與現實生活的隔絕，對客觀事實存在缺乏感覺。我這主流思想影響了我的歷史行為的是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毫無猶疑的選擇了讀法律，因為我已想到法律是與從事政治事業分不開的，雖然我父親堅持要我學工程。

　　進一步的事實是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馬上到美國去留學這一行為。當時自己的想法是到美國去鍍過金以后，才可以回到國內取得很高的社會地位。而這是過渡到我所希望要取得的政治社會中的最上層地位的一定過程。那一個政治家不是到過幾個國家的？到外國去念書，可以學得高深的理論。對我自己的智慧與能力，我是有自信的，但總感到沒有一整套的高深理論是再亦不能實現“經國濟民”的抱負的，這種求知欲與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企圖加上當時的虛榮心-到資本主義的王國去可以取得多少榮耀-是混在一起的。而在物質基礎上我父親為我遺下了一筆教育費，這些主客觀因素把我送到了美國。

　　這一歷史行為，無疑的對我的人生觀是有決定性的影響的，因為我在上面說過，有做一番“經國濟民”大事業的人生觀本身完全是個抽象的概念，我的階級出身為我決定了這一概念的具體基礎，但畢竟仍是缺乏內容的。這就是說有了階級基礎后，這一單純的人生觀已在本質上變為我是在為做一個統治階級的特出的人物而努力，但如何去參加統治，它的具體內容還是不存在的，由于這一行為-到資本主義的寶庫里去探求“經國濟民”的大道理，使這一人生觀在實踐以前的準備階段完全充實了。在那里，我埋頭讀書，結果是學得一大套高深而且“正統”的理論，我原來的人生觀從此有了具體而豐富的基礎與內容了。但是我何曾曉得我是站在由我自己階級利益為前提的基礎上，我的智慧與能力所代表的內容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或者是整個剝削階級所創造的思想體系！

　　它到底包含了些什么呢？是從十八世紀資本主義啟蒙學說起一直到帝國主義時代最新的世界主義止，這一整套的“正統”理論反映得最具體的，是我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無限崇拜。我認為三權分立與尊重少數派這種政治形式是與天賦自由最適合的，我記得最足以說明我對三權分立的崇拜是表現在下面哪一小動作上，我最歡喜的一張相片，就是我在美國最高法院門口攝的那一張，那個大門口有著刻在大理石上面的幾個大字-“法律前人人平等”。我從不曾懷疑過能代表民主制度的，除了總統制與內閣制以外，還有什么形式。斯大林憲法亦曾當作參考資料看過，然而只有很簡單的反應-集權政治，與“民主”精神完全不合。我又對和平轉入社會主義，以及所謂“進步”（改良）資本主義有無限的響往。我自認從不敵視蘇聯，但總覺得一九四五年英國工黨上臺執政這一件事比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配我的胃口得多。這還表現在我對羅斯福“新政”與對他本人的崇拜，并在繼承羅氏衣缽的華萊士第三黨成立后，我亦積極去參加活動，雖然我不可能是該黨的黨員，而我參加最主要的動機還是著重在華氏的提出美國退出中國的這一政治主張上，但是這無論如何亦表示了我對“新政”，對改良資本主義的同情。我總認為羅斯福不死，美國不至于會這樣反動，世界上不會發生“冷戰”這一回事，中國亦不會搞得這么糟。無疑的，這種對改良主義的接受，就必然發展到我對一切現實政治問題的“中間路線”的立場。譬如對國內政治問題吧，我既壓惡蔣介石那種中世紀式的封建統治，但我亦反對中國被“赤化”；我既不愿中國被置在美國參謀長心目中的“戰略地區”，但我更不愿中國被圈在“鐵幕”內。

　　因此，我主張以自由主義者來代替蔣介石那一頑固集團，來組織一個可以包括共產黨的聯合政府。共產黨為什么要被包括在內呢？為了尊重少數派民主政治的精神。我指的自由主義者是那一些人呢？就是像我那樣抱“中間偏左”的份子，有能力，有修養，同時主觀上又積極希望把中國弄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度，才夠標準。因此，我認為中國可以成為美蘇二國之間的橋梁（正如英國的工黨一樣），世界上這二大體系可以通過國際組織而取得永久和平，并最后得到“合流”。因此，我對學校里所規定的聯合國的學習工作發生很大的興趣。事實上，我對羅斯福個人的崇拜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認為他“預見”了并“開辟”了這二大體系“合流”的前途。每次我坐在聯合國的會場上，我便想起了威爾斯所說的“天下一家”！由于這種幻想的發展，我就覺得“世界主義”可愛了。為了國際間的和平，為了人類的共同發展，為了要取得二大體系的“一致”，為什么大家一定要固執于十七世紀陳舊的民族主權呢？為什么不通過一個“世界議會”或者“世界政府”來調解一切“糾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