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古典文學常見論文一詞，謂交談辭章或交流思想。當代，論文常用來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簡稱之為論文。下面是小編為你帶來的論國家社會資本及其功效論文，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學術界關于國家社會資本的研究在國內較為少見，一些關于國家社會資本的思想只是閃爍在部分學者的研究中。而國外相關研究則比較多，最早也最杰出的要算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對美國社會資本的研究。帕特南在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1993年基于對意大利行政區(qū)政府調研之上寫成的《讓民主運轉起來》一書；在《美國展望》雜志上發(fā)表的論文《獨玩保齡球：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1995年春季號）、《繁榮的社群——社會資本和公共生活》（1996年春季號）、《公民美國的奇怪消亡》（1996年冬季號）等。他最近出版的著作《獨玩保齡球——美國社群的興衰》可以說是他對美國社會資本研究的又一非常具有創(chuàng)建性的研究成果[i]。在以往的研究中，他認為美國以公民社團形式體現的社會資本比上一代已大大削弱[ii]。在新作中，他從社會資本的角度分析了美國社會中市民社會和社會生活的變化趨勢，指出到20世紀末，美國的社會資本存量已大大降低，這對個人、社區(qū)和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阻礙了人們的生活、工作以及社會的有效發(fā)展。在該書中他將社會資本界定為“個體之間的關聯(lián)——社會網絡，互惠性規(guī)范和由此產生的可信任性”，并認為社會資本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具有不同的功能與意義。帕特南在研究中指出統(tǒng)治危機和社會資本的下降與社會生活直接相關。

　　在帕特南對社會資本的定義中，個體可以是個人、組織，也可以是國家。他對社會資本的研究更多的是針對美國這個國家層次，而國家的社會資本與個人、組織的社會資本有著許多的不同之處。遺憾的是他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并沒有提出國家社會資本的概念，更不用說給之以一個明確的定義。筆者在本文中將國家社會資本界定為嵌于一定國家和社會結構中的內部關聯(lián)的總和。它以非制度性權威、公民結以及社會信任系統(tǒng)等為主要內容，對一個國家及人們生活的整體發(fā)展產生影響，國家通過采取目的性行動可以增大或改變其流動方面。

　　國家社會資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質。與個人和組織的社會資本的不同之處還在于它不與權力正相關，而與國家如何運用其權力來創(chuàng)建社會資本存在極大關聯(lián)。國家社會資本具有內容和形式多樣化的特點，本文只分析國家社會資本的三個主要內容——非制度性權威、公民結和社會信用系統(tǒng)。

（一）非制度性權威

　　國家是集合了一整套功能與結構并將適應性予以普遍化的集體。國家的一整套功能與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整合各種社會力量，維持社會的動態(tài)平衡。當社會內部沖突無法通過社會自身機制予以解決時，社會往往訴諸國家，希望通過國家來化解沖突。而國家功能的實現和意志的傳輸都得以權威為基礎。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國家的政治領域總是以權威的存在為前提的，政治權威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基礎。布勞指出，政治國家壟斷了一個社會中的強制力量的合法使用，這可以用來作為控制他不聽話的成員的最后一種手段[iii]。他的言外之意是，國家應盡量在不運用其強制權力的情況下來解決問題，而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的確存在可不動用強制權力的手段。非制度性權威就包含在內。

　　非制度性權威與正式制度產生的權威是相對的。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規(guī)則和契約，以及由這一系列的規(guī)則構成的等級結構，它具有強制力，對個體產生的是一種外在約束。正式制度權威的創(chuàng)建需要長時間相當繁瑣的工作，且耗資巨大。它是由法律制度賦予的，不屬于社會資本的范疇。與前者相比，非制度性權威的規(guī)范和要求不需要借助于一個非凡的工程從外部引入，它已經或多或少地蘊含在社會中。它由人們內心認同、自發(fā)授予并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既表現為一種影響力和引導力，又表現為一種互動中的權力關系。它是一種生產性而非壓制性權力關系，較制度性權威更深入到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之中。由于它主要從服從一方的贊同和認可中產生，因此它可使服從方在更廣闊范圍的社會生活中受到限制。

　　非制度性權威的作用首先在于將對人們的外部約束轉變?yōu)樽晕壹s束，人們逐漸忘卻正式制度直接的、命令的約束，無形中接受了間接的、肯定式誘導的約束。這樣非制度性權威讓人們產生理性的自覺意識，從外在約束（禁止）過渡到自我控制，減少甚至消除對正式制度的敵視意結和抗拒行為，不再被動地服從正式制度權威。正式制度權威在人們眼中也變得更具有合理性，于是更樂意去遵從。內化了的非制度性權威從國家與公民的特殊主義紐帶中獲得其持久性和支持性的意義。其次，正式制度的運作中有非制度性權威護駕能更有效地實施。非制度性權威監(jiān)視正式制度的運行，保證其運行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非制度性權威的削弱則意味著制度性權威（政治權威）和國家統(tǒng)一性受到削弱。政治社會學認為，制度性權力的強制性越強，公共性程度越高，其所作的惡的可能性就可能越惡劣，惡的規(guī)模也可能越大，如公共權力的問題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在這里，非制度性權威為制約權力濫用提供了可能性。按邁克爾·曼恩對國家權力的分類，非制度性權威屬于他所說的基礎權力——國家滲透社會，在社會中合法地實施自己的政治決策的能力，它通過官僚系統(tǒng)，以常規(guī)化的方式運作[iv]。作為一種基礎權力的非制度性權威具有很強的滲透社會的能力，能提高行政管理系統(tǒng)的實際權力和執(zhí)行能力，彌補專斷權力有限的通過官僚系統(tǒng)正常實施政策的能力。最后，當培植和創(chuàng)建非制度性權威成為支配方群體內的一種風尚時，非制度性權威便成為了該群體內的特殊主義的價值，是群體整合和團結的媒介。它還能把整合紐帶的范圍擴大到個人權力吸引的界限之外，這樣除了能有效地抑制公共權力的，還能提高群體的凝聚力和群體成員的素質，并有效改善其與權威服從方的關系和互動模式。此結果還體現為哈貝馬斯所稱的溝通理性的`增長，可使社會達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成熟度[v]。

　　非制度性權威也是民主的需要，對民主的發(fā)展至關重要。薩托利認為“民主應以把權力（一種強制力）轉變?yōu)闄嗤ㄒ环N引導力）為目標。”[vi]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人民掌握國家權力，而社會主義民主不是要奪取權力，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減少權力，增大權威，用“有權威者”取代“有權力者”。國家非制度性權威的培植要求支配方在與服從方的互動中將其權威置于本身的領導品質以及服務公眾的能力之中而不是置于法律或職位賦予的權力之中，這無疑對加強他們的控制性影響、提高國家社會資本有好處。福山就曾指出，影響社會資本供應的最后一個因素關注的不是群體的內聚力，而是群體與非群體成員交往的方式[vii]。

　　我們稱目前我國處于體制轉軌時期，在廣闊的“體制外”領域里，有以“非制度”形式存在的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的權力合法化便要通過被賦予非制度性權威。要在非制度領域獲得權力就必須培植非制度性權威。我國非制度性權威主要來自于政府官員和廣大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思想、人格和工作作風。它在廣大工作在基層的官員（特別是街道和村鄉(xiāng)干部）身上體現得較為充分。他們的非制度性權威實際上比政策法規(guī)等正式制度產生的權威對人們行為具有更大范圍的約束能力。一個存在的問題是在正式制度調控越來越大的人們生活范圍的同時，我國非制度性權威的下降導致其對人們的實際影響也在不斷下降。轉型期，法人行動主體的普遍出現沖擊了傳統(tǒng)社會秩序，而維持新型社會結構中社會秩序所必需的規(guī)范又尚未形成，于是非制度性權威的相對短缺狀態(tài)便出現了。

　　社會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社會因素平衡的產物，但由于目前我國經濟的過快增長，各種社會因素發(fā)展已不平衡，存在某些社會離心力。轉型期，舊的倫理人情權威和新的法律契約在交叉發(fā)揮作用，非制度性權威的培植顯得很有必要。國家治理社會、整合社會光依靠法律制度是不行的。目前我國正大力倡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而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現為權威產生和運行的合理性。非制度性權威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在逐步走向多元，現代社會的人們受現代文化的熏陶具有很強的獨立、民主和平等意識。光依靠法理權威并不能使整個社會達致一種和諧的社會秩序，非制度性權威不是制度性權威未能生效的補救手段，而是要與之同步創(chuàng)建并運作的社會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