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通過對邏輯的不同表征方式，中西方語言文字分別對各自的哲學話語產生不同的影響，進而促成中國與西方哲學話語的形態差異。下面是小編為你準備的中西語言哲學論文，一起來看看吧！

　　近百年來，中國教育界居然沒有教出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不能不說是中國教育的悲哀。難道如此泱泱大國就沒有一個人才嗎？西化是百年語文教學低效的根源嗎？近幾十年的語文教育是“誤盡蒼生”嗎？對此，我們不能不深深地反思，反思，再反思。下面就談談我對中西語言教學的幾點拙見。

一、語言本身的差異

　　中外語文研究的傳統差異很大。以古希臘、古羅馬為代表的歐洲語文學重點研究語法和語言，因為希臘語和羅馬語的屈折變化使得閱讀典籍的困難主要集中在語法的形態變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讀音變化。中國語文不存在這一問題，作為孤立語的漢語很少有形態變化，閱讀典籍的困難主要集中在語義方面，也即字義。比如，出于閱讀先秦典籍的需要，學者們專注漢字形體、古代語音和意義的分析，形成了統稱“小學”的文字、音韻、訓詁的傳統語文學。所以，中國的語文學不但發源于訓詁學，而且始終將其作為重要的研究內容。由于中外語文在傳統研究對象上的差異以及現代中外語言學發展的不平衡，中國的漢語教學呈現形而上的“語文性”，而西方的母語教學則更符合語言存在（本體）的“語言性”。

二、教育理念的差異

　　語言是民族精神的一面鏡子，語言教學對此必然會有所反射。作為18世紀啟蒙主義的一種延伸，新人文主義在教學上采取了“形式訓練”的立場，而形式訓練說是由笛卡兒等哲學家的唯理論，特別是康德批判主義的認識論與論理學所構成的。（喬姆斯基提出的轉換生成語法“使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唯理語法復活了。”）這些唯理主義與批判主義將素材與思維感覺與悟性、感性與理性二元化地區別對立起來，提出了思維和理性的“形式”，用以區別認識與行為的“實質”。形式訓練的本質表現于以語言為中介，實現概念的大量擴充規則的精確思考、客觀邏輯的快速作用。總之形式訓練，就是以語言形式訓練為依托的悟性能力與理性能力的形式訓練。

　　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無論出現何處與之反動的學說，西文這種傳統語言哲學思想的內核一直綿延不斷地反映在語言學研究和語言教學之中，并通過語言提高了民族的認識水平，極大地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中國語言教學的語文學或經學傳統及傾向有利于學生國學基礎的建立，這與西方近代民族主義語言觀上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要求也有相通之處。然而中國語文教學容易忽視形式語言符號的使用和認識，并對中國學生的科學思維造成相當大的限制，不利于學生將來創立“發現模式”。形式語言符號使用和認識的缺陷甚至使得中國學術界很多人讀不懂學術論文，更談不上聽覺接受了。“薩丕爾—沃爾夫假說”以及語言相對論說明了這一點。中西認識科學以及認識語言學不平衡的發展水平表明，中國語言學界普遍欠缺的邏輯語言的掌握和使用能力，已經影響和制約了中國在自然語言的計算機理解和識別方面的研究。

　　中國的哲學思想則“以令人吃驚的固執態度拒絕訴諸語言與文字”①，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上重感悟，重人生與人文精神，對形式語言符號沒有任何要求，因為“內圣外王”之道乃“道可道，非常道”之道。而訴諸高度符號化，邏輯化和嚴密形式論證的西方哲學轉向語言分析則是一種必然現象。中西哲學家思想的不同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各自科學技術的發展進程。通俗一點說，中國影視界的“大刀長矛”取向和西方影視界的“堅船利炮”取向其實是令人十分震撼的對照，可我們中間又有幾人能夠真正理性地意識到這一點呢？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物競天擇”，沒有“呀片戰爭”，我們又有什么需要改革呢？

　　當西方的教育理念日臻完善，教育的車輪進行著良性循環的時候，中國的教育界就如“盲人摸象”。一百年來，我們缺乏的正是對語文教學規律的研究——認認真真的，踏踏實實的，嚴肅細致的研究！一百年來，我們缺乏的正是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當別國教育思想涌入我國的時候，我們是不加選擇的全盤接受，好象忘了我國也曾經擁有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文化。從來沒有哪個理論家結合中國國情創立自己的完整的教育學說，好像在外國殖民的鐵蹄下，連文化都失去了自己的聲音。古時候，孔子創立了那么先進的教育思想，到了近代卻成了束縛中國教育發展的“罪論”，被很多“有志之士”所鄙棄。到底是老祖宗的文化不好，還是做子孫的僵化怠惰？我看后人要負絕大部分責任。歷史本來就應該向前推進，為什么我們要老掏老祖宗的兜呢？用幾千年前的教育思想來教育幾千年后的人，用幾千年前的思想來治理幾千年后的國家，那能不落后嗎？從來沒人想過打破傳統，創立自己的新學說，擔負起語文教育繼往開來的使命。即使有人發表自己的主張，也都是些皮毛膚淺的東西，沒有帶來語文教學的深刻變革。雖有那么幾次改革的實踐，因為沒有切準病脈，改革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可見，中國教育理念的斷層，是中國語文教學落后的一個因素。

三、盲目學習西方，成了“邯鄲學步”

　　近百年來，在外國的堅船利炮下，國門大開。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教育的落后是中國落后的根源，遂提倡辦西學，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方的先進教育。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大進步。并且培養了大批學貫中西的學者，成了中國各界的精英。為當時的中國教育界吹進了一股新風。但后來的學習西方教育，未免不加選擇，成了“邯鄲學步”。吸收了一些不適合中國語文發展的教學內容，拋棄了傳統語文教學的精華。主要出現了下面些問題。

　　（1）偏了語言學，忽視了文學教育

　　有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自建國以來，語言學界和語言學家對語文教育的干預遠遠超過文學界和文學家的干預。中小學語文教育基本是語言學理論一統天下，或者更直接地說，現代中國中小學語文教育基本理論，是奠定在語言學理論的根基上的，而這個理論又是19世紀的靜態的語言學理論！

　　重視字、詞、句、段的理解、分析，重視語法知識的講解，忽視了文學教育的熏陶。其實，文學之于語文教育的作用，功莫大焉。可以說，一切語言（言語）教學，離了“文學化”的教學方法，簡直寸步難行。高超的語文教育的藝術，完全是借助于文學的；基本的語文教育藝術，同樣是離不開文學的。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最能體現語言價值和語言真諦的，是文學；最能負載語言價值和語言真諦的，還是文學。一句“蒼黃的天底下，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這是語言學的，還是文學的？誰也未必劃得清。

　　（2）偏了白話，輕視文言

　　魯迅、郭沫若一代人曾大反文言，葉圣陶先生似乎也不大贊成學文言，毛澤東也反對。或者干脆說，自五四后，一直到本世紀80年代，學文言一直受到整個社會主潮的阻扼。少學或不學文言，是現代中國社會的主流聲音。因此，尤其建國后我們的中小學語文教材中，文言或極少，或干脆沒有。文言是有落后于時代的一面，但我們把中國五千年的燦爛文化當作垃圾一樣全盤拋棄，是否讓中國語文教學失去了它的根基。

　　文言中有糟粕，但更有精華這無需多說；文言與白話，是母子關系，根葉關系，這也無需多說。有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自建國以來，大陸的整體語言表達水平，有日益下降的趨勢，傳媒及文化人的語言表達失去典雅與古風，變得“淺白化”，“粗俗化”，這實際就是整個社會輕視文言、文言教育的血脈被切斷的惡果！

　　殊不知，魯迅、毛澤東等人的文學才華大多來自古文化，魯迅自小熟讀古典名著及野史，毛澤東模仿“韓愈體”學寫文章，毛澤東的詩詞寫得好，也是對古文化的繼承。為什么我們這代人不能象魯迅、毛澤東等人知識淵博、才思敏捷？關鍵在于缺少了古文化這個深厚的底蘊！就拿臺灣作家瓊瑤來說，她的創作靈感、語言文字功底大多來自古文化的積淀。如她的《在水一方》等歌詞直接取自《詩經》。我們大陸作家雖然也才思敏捷，但文言底子未免膚淺。所以，解放后再也沒有出現象魯迅、郭沫若這樣多才多藝的文學大家。這不能不說是我們語文教育的失敗！

　　（3）偏了析理，忽視了吟誦

　　“吟誦的時候……親切地體會，不知不覺之間，內容與理法化為讀者自己的東西，這是可貴的一種境界，學習語文學科，必須到這種境界，才會終身受用不盡。”（葉圣陶）背誦，對語匯材料的積累，對整體文句的感性的積累，所起的作用比抽象的“理”解，所起的作用更大。背誦，是化別人的語言為自己的血肉。那文句，那意境，縈繞心頭，如發于心，如出于之口。愈積累愈豐富，愈豐富愈自然貫通，逐漸就積淀成一種語感了。

　　“現在國文教學，在內容與理法的研究方面比以前注意得多了，可是，學生吟誦的功夫太少，多數學生只是看看而已。這是偏向了一面，丟開了一面。”葉老先生這段話，是針對40年代的情況說的，40年代之后的情況怎么樣呢？熟悉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現狀的人知道，這種重分析，重理解，輕吟悟，輕背誦的狀況，愈演愈烈，至今仍無大的改觀。甚至有專家急呼：“很多老師都把語文講‘腫’了。”當然，我并不反對“理法”的分析，不主張從一個極端到另一方極端。我是說吟悟這種中國傳統的頗為有效的語文教育方法，與來自西方的所謂理法的分析相比，在成效上絕不比它差，甚至有時遠超過它。我們要繼承和發揚民族教育的優良的東西，不能輕易拋棄。但對現在完全拋棄語法知識教學，我認為又是矯枉過正。語文教學純感悟，沒有理論的指導，沒有規律的探尋，未必太飄忽，太主觀，不好把握，不好傳授。如：作文教學，修改病句。總不能光從語感來判斷，還是要從語法角度分析，才有根據，學生才好接受。

　　（4）求同太多，存異太少

　　由于中國長期的閉關鎖國，封建保守的教育，壓制了人的個性，使中國人越來越膽小怕勢，思維也是因循守舊。這與西方教育的張揚個性，發展智力形成鮮明對比，這也不能不說是我國教育落后的一個根源。主要表現在：

　　a、重寫實，輕寫虛

　　所謂寫實，指說明、描寫、敘述；寫虛，指抒情、議論、想象（劉錫慶）寫實是指向交際實用的，寫虛是指向精神創造的。

　　我們的語文教育，一直只重視學生寫實的能力，而輕視寫虛能力的培養。其實，在一定年齡階段，寫虛的能力要重于寫實的能力。寫虛，實際是一個人創造能力、想象才華，抒發獨到見解能力的集中展現。寫實體現的只是摹仿記錄、復述能力。寫實是按部就班，丁是丁，卯是卯，不敢越雷池一步。寫虛，則是充分舒張自我的意志和自我膽魄，用神奇、大膽的想象，構筑一個奇特瑰麗的精神世界。一個只會寫實的人，是較為平庸的`，而一個寫虛能力超眾的人，才是一個杰出的人。                                                                 而我們的語文教育，包括大的語文教育環境，從孩子很小的時候起，就阻止他們寫虛能力的發展，按照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心態，寫虛似乎與怪誕、囈語、胡說八道、胡思亂想、胡編亂造劃等號；而寫實，才是實事求是，規規矩矩，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因而我們的孩子，在他們寫虛的能力還沒有充分展開的時候，就被大人們扼殺了。所以，我們的學生不敢張揚個性，總是有從眾心理，而少創見。

　　眾所周知，歐美各國是強調個性教育的。例如英國的作文教學從表達自己思想發展到文藝批評與欣賞，都強調把怎樣才能掌握自我表達、培養個性作為主要目的，即使是東方的日本，個性發展在國語教學中也毫不放松。

　　b、求統一，輕多元

　　我們中國語文教育中有太多的統一。

　　教學大綱統一，全國一綱統天下；教材統一，全國教材統編。

　　選文眼光統一，文章的闡釋也是全國統一，不允許哪個教師和學生，對課文作出獨立的自由見解。我們有大體統一的《孔乙己》觀——批判科舉制度，大體統一的《雷雨觀》——揭露資本家的殘酷、反動、虛偽，大體統一的《項鏈》觀——批判資產階級的虛榮心，如此等等。從選文到衡文，使得我們語文教材的“精神空間”極為窘仄，偏狹，缺乏應有的雍容大度，自由的“精神氣度”。

　　考試模式和試題統一，試題路子如出一轍。

　　甚至學生寫出的文章也象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千人一面，老生常談。缺乏外國孩子的率性、幻想、奇思、天真、浪漫，孩子們過早地成熟、老成，過早地包裹起了真實自由的“自我”和“個性”。這也是我們的語文教育，從教材到教法，從形式到內容都過于嚴整一律，“精神氣度”逼仄和窘迫所導致。

　　今天本是一個多姿多彩的時代，是一個展示個性的時代，是一個允許大膽創新和探索的時代，是一個自由、民主、多元的時代。對西方多元教學，多元考試制度，我們應學習，再搞統一指揮不是落后于時代了嗎？我們祖宗的“百家爭鳴”的精神不是應該重現風采嗎？這才是教育開放、民主、多元的教學。這才是適合天才成長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