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傳統的科學傳播研究忽略了媒體的作用。媒體并非只是科學傳播的一個中介，媒介技術的改進、媒體自身獨立性的增強使科學傳播越來越受到媒體力量的牽制，并影響到科學傳播的進程。

一 科學傳播的界定

　　在傳播學的概念中，傳播是一種共享信息的過程，從廣義上來說，所有活的有機體都有傳播行為。而人類傳播的獨特之處在于能創造和使用符號。科學傳播作為一種交流共享的活動，是人類傳播的一個類型，只不過是限定到與科學有關的范圍之內。但對于什么是科學傳播，國內外都存在爭論，一般來說，科學傳播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范圍內[1]

　　在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傳播;

　　在科學共同體與媒體之間的傳播;

　　在科學共同體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在科學共同體與政府或其他權力機構、團體之間的傳播

　　在科學共同體與政府或其他影響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間的傳播

　　在工業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在媒體（包括博物館和科學中心）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在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從另一個角度，科學傳播還可以分為專業內容(professional contexts)的傳播和面向公眾的傳播(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我們所說的科學傳播一般是指后者，嚴格地講，應當稱作是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從上面關于科學傳播的內容可以看出，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也有諸多形式，本文則將其限定在”科學、媒體與公眾”范圍。這里所說的媒體主要是大眾媒體。

　　關于近年來的科學傳播的研究，公眾理解科學雜志的主編，著名科學傳播學者Lewenstein曾評論說：“我們中的一些人關注如何讓公眾最有效地學習運用科學知識，而其他人則擔心公眾盲目接受科學機構的聲明……一些人強調對于大群體受眾行為的定性理解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則主張對小人物或是政治人物的表現進行分析才能形成我們的世界……我們關注的是科學與公眾的關系……”[2]

　　這一方面表明了國外科學傳播研究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科學傳播的研究只重視科學與公眾的關系以及傳播的內容，而不研究具體的科學傳播活動過程的話，就很可能會走入困境，而具體到科學、媒體和公眾的研究來說，Lewenstein認為“必須把科學傳播是什么搞清楚……科學傳播必須考慮到不同媒體、科學家和公眾的互動關系。”[3]

二 傳統科學傳播模式提出的問題

　　早在1686年，就有人認識到科學傳播的兩個渠道：面向科學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眾。到19世紀中期，大規模的科學傳播出現。[4]當時面向公眾的科學傳播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媒體和記者進行的，科學傳播把自己當作是傳播的一個類型。科學傳播模式與一般傳播類型應當是類似的。

　　在這種思路下，20世紀80年代中期英國學者Shapin 提出權威解說 (canonical account)的科學傳播模式，從科學史出發考察了這種模式的起源，認為17世紀以來的科學職業化造成了此后科學與公眾之間的隔閡，科學是為了獲取公眾的支持而通過媒體進行科學傳播。[5]

　　在其它一些傳播學文獻中，與“權威解說”類似的提法還有不少，如“主流關注”（dominant concern, Dornan,1990）、“主流觀點”(dominant view, (Hilgartner,1990)、“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 model, Valiverronen,1993)、“擴散模式”(diffusionist model, Cooter and Pumfrey,1994)等。雖然提法不同，但基本含義是一樣的。

　　此種科學傳播模式認為， 科學事業的專業化和復雜化使一般公眾難于理解， 因此，為使科學成就更符合公眾的利益，需要媒體在科學家和非科學家之間架起橋梁，科學新聞記者在科學操作之外，運用語言把科學流程重新加工，傳播給受眾。這是當時，也是現在國內“比較流行的關于科學與公眾關系的理解”[6]

　　現在的國內的相關研究，也是在不自覺地應用這種模式的。從形式上看，權威解說模式類似于中國的科普概念。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也有學者認為是60年代以前)，權威解說模式一直是科學家和新聞從業者的觀念指導。

　　這種對于科學與媒體或者科學面向公眾的傳播的一般觀點實際上來源于下述觀點或假設：

　　1 科學事業的專業化和復雜化使一般公眾難于理解，比如1919年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2 因此，為使科學成就更符合公眾的利益，需要具有如下特征的媒體：一個能在科學家和非科學家之間架起橋梁，并能理解前者并把前者的思想傳播給后者的第三者（科學新聞記者）。科學新聞記者通常是處在科學操作之外，運用語言把科學流程重新加工，傳播給受眾，而在科學家看來，這種再加工就是“歪曲”。

　　3 科學傳播的媒介是通過語言翻譯的隱喻進行的。所以科學傳播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第三者盡量用極限的語言描繪出純粹的科學事件。[7]

　　Massimiano認為，在這些論斷中包含很多更深刻的關于科學過程和科學工作之本質的假設。按這種觀點，科學的公眾傳播過程是在科學流程結束之處開始的，一旦科學知識完成，知識就會以一種簡化的形式傳播給非專家。所謂的“普及”、“擴散”等即是這種科學面向公眾傳播的無問題的版本。

　　現在，這種傳統的假設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摒棄，科學傳播是一個雙向而非單向的過程，正得到越來越多的理論支持和實踐證明。法國心理學家Moscovici在60年代提出的社會表現（social representations）理論分析了科學、常識和社會表現之間的關系，認為從社會心理學來看，受眾對于科學傳播內容的吸收是主動的、有選擇的。在社會表現框架中，科學理論條理化為一個整體，通過去背景化過程，與受眾已有的信息融合，成為新的信息，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為常識性內容。[8]與此類似，Farr分析了科學與常識的關系，認為社會表現理論應當引起科學家、媒體從業者等的重視。[9] Gross 提出與境模式（Contextual model）， 他通過輻射云對坎伯蘭的牧羊人的影響的案例，提出公眾對科學知識的接受是科學知識與地方知識的結合物，即公眾對于科學知識是有選擇吸收的，而非被動接受[10]

　　其實，在傳統的科學傳播模式中，還有一個潛在的假設，即認為媒體本身是沒有任何傾向性的，認為媒體只是科學傳播的中介和管道，并被假定為能盡量精確地傳播科學信息，如果有所謂的“歪曲”，那肯定是出現了意外的錯誤。在這種傳統模式看來，科學共同體面對的是公眾，公眾面對的是科學，媒體的存在只是為了科學和公眾的交流。而許多學者對于傳統科學傳播模式的修正并沒有注意到對于媒體的假設，或者說，上述修正仍舊沿用了以前的假設，科學傳播成為了科學與公眾之間的事情，媒體是不包括在內的。媒體通常被看作是孤立的，媒體中的科學只是簡化的科學的一種擴散形式

　　筆者認為，長期以來，在我們國內，科學與媒體、公眾與媒體的關系并沒有受到重視，近年的研究只側重科學與公眾這兩極，而忽略了作為中間環節的媒體的作用。傳統科學傳播模式和隨后的研究沿用的這一假設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別是在互聯網等新媒體出現后，媒體在科學傳播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出來。媒體在科學傳播不再僅僅是作為一個簡單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