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獻表明，自西周開始已有了成熟的禮制體系;后又根據殷墟出土的甲骨研究，可知商代已有了比較完善的儀禮制度;甚至在商代與先商的物質文化，考古研究證明其時已存在諸多禮制。所以說，禮制的發生與發展，完善與成熟是中國古代社會獨特的經歷，是中華民族的核心特色，也是中國文明的基本脈絡。而這些禮制在“三禮”中多有記載。

　　“三禮”即《周禮》《儀禮》和《禮記》，是三部儒家經典的統稱，其內容范圍之廣幾乎涵蓋所有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古代一直受到統治者的極大重視。“三禮”之中的《周禮》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的匯編。《儀禮》則是周朝至春秋、戰國時代一部分禮制的匯編，因為它所記載均屬于“士”這一階層的禮儀，而沒有天子、卿、大夫、諸侯之制，所以又稱《士禮》。而《禮記》是對《儀禮》的解釋、說明與補充，側重于闡明禮的作用和意義。相對于中國幾千年燦爛光輝的文明，考古出土資料還不完整，對于一些事物的認識，我們還難以形成標準、達成共識，要探尋真相就要浪里淘沙，這就需要我們結合一些典籍，如“三禮”，去彌補考古方面的不足。

　　一、“三禮”對研究楚國禮俗制度的意義

　　“三禮”所記載的古代喪葬禮制，較難理解清楚，而考古出土的實物資料，和傳世文獻進行比對，對禮儀制度進行補正，這對研究、梳理楚國的喪葬禮制有著深刻的意義。楚國為周代極其重禮的國家，我們目前還不能完全勾勒出有關的禮俗與禮制，考古發掘證實，楚墓中的禮俗和禮制與《禮記》相吻合，而兇禮中的喪葬制度、用鼎制度、棺槨制度及飾棺制度大多與《周禮》所記載一致，這都進一步證實了考古結果的可靠性。《禮記·喪大記》記載，“人死，復而不生，則設床于南牖下，遷尸于床。人病卒之間，去床。”《禮記·喪大記》稱陳尸之床為“廢床”“夷床”。古人認為，人始生在地，病時去床著地，便可使生氣返回。根據《禮記·喪大記》的記載，可知楚墓有遷尸之禮，故楚墓出土很多夷床。《禮記·士喪禮》載:“掩，練帛，廣終隔，長五尺，折其末。”鄭玄注:“掩，裹首也。折其末，為將結于頤下，又還結于項中。”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中，出土有此種類似“掩”的織物，同時印證楚墓的殯殮之禮。楚墓中的槨外銅戈與《周禮》中的“戈擊方良”已有學者證實，楚國存在有“戈擊方良”的禮俗，《周禮》所記載的“戈擊方良”也無疑是可信的。同樣包山二號楚墓出土的鳳鳥雙聯杯也無疑與《儀禮》所記載的三酳合巹所吻合。

　　二、“三禮”對研究春秋戰國時期喪葬形制的意義

　　春秋戰國時墓葬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除東南地區外都是從“墓而不墳”的埋葬形式轉變成“封土為墳”的埋葬形式。對此，《禮記》中有明確的記載，《禮記·檀弓上》:“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墳丘墓作為封建等級的標志，其使用有嚴格的規定，身份越高，墳丘越大，否則反之。《周禮·春官·家人》云:“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禮記·月令》載:“傷喪紀，辨衣裳，審棺梓之薄厚，營丘垅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在實際的考古發掘中也證實了這些記載。在地面上筑的墳丘也是形狀不一的，據《禮記·檀弓上》記載:“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吾)從若斧者焉。”東漢學者鄭玄解釋這四種封土的'形狀是:“四方而高”，“旁殺平上而長”，“旁廣而卑”，“旁殺刃上而長”。至少從如今的考古發掘資料看，此處當時的確存在各種各樣的墳丘墓，也解釋了考古發掘的墳丘不一這種形制的緣故，我們雖不能完全懂得原意，“三禮”卻可以為考古提供一些參考。

　　對于墓葬的區域圖，《周禮》中也有記載，兆域圖已由地下出土的實物所證實。1974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平山縣發現戰國時期中山國王的兆域圖，此圖鐫刻在一塊銅板上，展示了中山王陵墓的分布情況。據《周禮·冢人》記載:“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是《周禮》中冢人所掌的“辨其兆域而為之圖”的王公貴族墓地之圖，也證明《周禮》中關于兆域圖的制度實有所本，是可信的。

　　三、結語

　　誠然，本文所提“三禮”對墓葬研究的作用只不過是考古研究的一小部分，也僅是“三禮”的冰山一角，還原古代社會僅僅依靠墓葬是不夠的，墓葬大多呈現的只是部分人群，而其他的日常衣食住行更需要我們在荒蕪叢雜中抽絲剝繭，努力去探尋。“三禮”對考古研究也絕不僅僅是對墓葬考古有作用，它對研究中華民族的特有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之一，這些都是考古工作者應該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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