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于1928年11月發表了著名的《閉戶讀書論》一文。在這個階段他所結集出版的《夜讀抄》《苦茶隨筆》《苦竹雜記》等中多是他對中國古書的談論。可以說于古書中討生活，是周作人那幾年生活的常態。在古書的閱讀中，他宣稱自己是“愛智者”，“對于天地萬物尚有些興趣，想要知道他的一點情形而已。”于是把自己的閱讀所感行之成文，在這個過程中，漸漸形成了他獨特的書話寫作體式，進入了創作成熟期。周作人書話創作的第三個時期為抗日戰爭時期。這個階段他的讀書更多地集中于古書，而其寫出的談書文章和以上兩個階段有些不同：文章的篇幅一般較為短小，大體上約為400字左右，有的還不到200字，用語多為文言，具有明顯的古代題跋的色彩。

書話內容的自由與博學

　　孫郁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寫到：“周作人讀書，是以純粹的靜觀的姿態出現的。讀他的文章，可以想象出他在幽寂的書屋里悠然恬淡地品書論道的情景。這一點不像魯迅，他缺少魯迅的沖動與入世，倒格外像一個職業的學者，除了書道之外，不旁騖外界。”在閑適、悠然表層下面周作人的篇篇書話中體現出的是他獨立、自由的精神，是他對自然的博學和熱愛，是他不滅的以歷史鏡鑒現實的沉重。對于人性的重視，尤其是對人的獨立、自由精神的提倡，是周作人書話中非常重要的、堪稱主導的思想。這首先從他對孔子的態度可以看出。孔子是圣人還是常人？周作人從個體文本閱讀的感受出發，真實地談出了自己的意見：我把《論語》白文重讀一遍，所得的印象只是平淡無奇四字。這四個字好像是一個盾，有他的兩面，一面凸的是切實，一面凹的是空虛。我覺得在《論語》里孔子壓根兒只是個哲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教主，雖然后世的儒教徒要奉他做祖師，我總以為他不是耶穌而是梭格拉底之流亞。《論語》二十篇所說的多是做人處世的道理，不談鬼神，不談靈魂，不言性與天道，所以是切實。但是這里有好思想也是屬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卻不能定作天經地義的教條，更沒有什么政治哲學的精義，可以治國平天下，假如從這邊去看，那么正是空虛了。

　　孔子這位儒家的圣人在周作人的眼里不過是一個哲人。所以他說：“我自己說是儒家，不過不是儒教徒，我又覺得自己可以算是孔子的朋友，遠在許多徒孫之上。”一個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現代知識分子在孔子那里覓到了為人行事的方式，并且把三千多年前的古人引為同道，以朋友相稱，可以想見周作人不為傳統所壓、不為封建正統所制的獨立、自由的精神，而這正是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提倡、宣傳的。在對獨立、自由精神的追求中，周作人對歷史人物進行針砭，他所欣賞傾心的是那些“通達物理人情”“愛真理”的人物，如顏之推、傅青山等。而王充、李贄、俞正燮三人他更為看重，他認為“王仲任的疾虛妄的精神，最顯著的表現在《論衡》上，其實別的兩人也是一樣，李卓吾在《焚書》與《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類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他們未嘗不知道多說真話的危險，只因通達物理人情，對于世間許多事情的錯誤不實看得太清楚，忍不住要說，結果是不討好，卻也不在乎，這種愛真理的態度是最可寶貴，學術思想的前進就靠此力量，只可惜在中國歷史上不大多見耳。我嘗稱他們為中國思想界之三盞燈火，雖然很是遼遠微弱，在后人卻是貴重的引路的標識。”周作人推崇自由、獨立、愛真理，對于文章他傾向的是那些能表現出人的真性情的文字，所以他對書信有著特殊的偏好。在《拜還堂尺牘》中，他說之所以購買這本陶崇道的書信集，是因為尺牘“比別的文章當較客觀”。“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地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練，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因此“，一個人的尺牘常比‘書’要寫得好，因為這是隨意書寫，不加造作，也沒有疇范，一切都是自然流露。”[10]141同樣，周作人愛讀那些能夠表現出作者自己“見識與趣味”的書，即使這些書所談的“沒有什么很特異之處，只是找到一個平常的題目，似乎很隨便的談幾句，所說的話也大抵淺xx易”，但是只要是新鮮真實的，是作者自己所“感到想到的，在這里便有一種價值”。

　　在強調個體自由、獨立的同時，周作人并不忽視自然。在現代知識分子中，他對自然科學、自然生物和生態的關注是很引人注目的。如在談柳田國男的《遠野物語》時，他認為此書為他指示了民俗學中的豐富的趣味；在《豬鹿貍》一文中他詳細地介紹了講動物生活的小冊子；在《蘭學事始》中談了荷蘭醫學在日本的譯介；行文優美的《一歲貨聲》摘錄了北京市面上叫賣的詞句和聲音等。在《五雜組》一文中，他抄錄了原書對一種小蟲的記錄之后，自然而然地勾連起了《元氏長慶集》中的蟲豸詩、《續博物志》中的記載，還有日本和英國關于這類蟲的說法。從中我們看到了周作人的博學。雖然他說寫這類文章是自己的消遣，但是希望能夠把社會最基本的自然和科學知識通俗、易懂、有趣地介紹給大眾的意圖是讀者能夠感受到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周作人對于自然史、自然界的動植物也多有關注，不僅僅只限于對科學本身的興趣，他的最終目的還是要通過自然界、生物界來比照人類，從而揭示出人類的墮落。這是他作為一個新型知識分子永遠不會放棄的責任。如在《百廿蟲吟》中，他欣賞這部書對于自然界蟲豸的介紹，肯定其格物的作為，但是最終目的是：我這所謂格物可以有好幾種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態之記錄，于學術不無小補，其次是從這些記錄里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做人生問題的參考。平常大家罵人總說禽獸，其實禽獸的行為無是非善惡之可言，乃是生物本然的生活，人因為有了理智，根本固然不能違反生物的原則，卻想多少加以節制，這便成了所謂文明。……我們觀察生物的生活，拿來與人生比勘，有幾分與生物相同，是必要而健全的，有幾分能夠超出一點，有幾分卻是墮落到禽獸以下去了：這樣的時常想想，實在是比講道學還要切實的修身工夫，是有新的道德的意義的事。周作人躲進書齋閱讀古書的過程中，雖盡可能將書話寫得冷靜乃至冷漠，但畢竟還是蘊藏著熱切在內的。在寫于1934年的《夜讀抄后記》中，他明確地表示自己這時的書話雜文作品“從表面看來或者與十年前的略有不同，但實在我的態度還與寫《自己的園地》時差不多是一樣”。

　　的確，周作人雖身在書齋，但他要用歷史為鏡來照鑒現實。在《書法精言》一文中，他由王濱洲編輯的《書法精言》被禁，談到王濱洲本來是清廷的順民，但卻以忠順被問成大逆，揭示了周作人談此書的目的在于：“書雖不佳卻可寶貴，其中含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這是古今最可怕的以文字思想殺人的一種蠻俗的遺留品，固足以為歷史家的參考，且更將使唯物論者見之而沉思而恐怖也。”在《讀風臆補》中周作人談到陳舜百對《詩經國風》的評語，“陳君別有一特色，為前人所無，即對于亂世苛政之慨嘆。”而回想起自己小時候讀《詩經》，讀到這些篇幅時也是“愀然不樂”。由自己的感慨周作人又談到當下，“現在的青年如或讀《國風》諸篇及陳君所評不佞所談皆覺得隔膜，則此乃是中國的大幸事，不佞此文雖無人要讀亦所不怨也”[。從古書聯系到自身、現實，一種深沉的關切自然溢出，讓我們看到不能忘懷世事的周作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