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圣人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家、儒家、佛家都極為重視圣人問題。以下是小編整理有關孔子思想的論文的資料，歡迎閱讀參考。

　　論文摘要:十分有必要對傳統文化中的圣人觀作進一步的梳理，重新發掘圣人傳統在今天的現實價值。本文簡單追溯了“圣人”觀念及其歷史演變，分析了朱熹、明的成圣觀點，并總結了圣人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有助于人們更全面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圣人觀。

一、“圣人”觀念及其歷史演變

　　中國人的圣人觀念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漸萌芽、形成、發展、凝聚而成的。

　　圣人原指聰明、有智慧的人，并不像后人說的那樣祟高無比。所以，古人如果自視甚高，也稱自己為圣人。而《現代漢語詞典》對“圣人”的解釋是:“舊時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如孔子從漢朝以后被歷代帝王推崇為圣人;封建時代臣子對君主的尊稱?！?/p>

　　但是，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所呈現的圣人觀念，卻遠非原初概念所能涵蓋?！笆ト恕庇^念一直在發生演變與累積。

　　“圣人”被崇高化、理想化、神秘化肇始于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的權威名存實亡，諸侯兼并稱雄，戰爭頻繁。這是一個需要英雄和創造英雄的時代。于是諸子百家爭相創造符合自己理想的英雄，人們均稱之為圣人。儒家高揚人倫道德絕對至上的精神，塑造了“博施”、“濟眾”(《論語·雍也》)、“修己以安百姓”(《憲問》)、“人倫之至”(《孟子·離婁上》)的圣人。而墨家所塑造的圣人則是這樣的英雄人物:“制為節用之法，制為節葬之法”(《墨子·節用》)，“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法儀》)，“列德而尚賢”(《尚賢》)，“唯以尚同為政”(《尚同》)，“兼相愛，交相利”(《兼愛》)等等。道家主張無為，因此他們心中的圣人是這樣的:“圣人之治，虛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老子》)法家一切任法，認為圣人治理天下，是通過“正明法，陳嚴刑”的手段，“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省老得隨，孤幼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系虜之患”(《韓非子·奸劫拭臣》)?？傊?，各家有各家的圣人形象，所同之處是各家都倚仗自己的思想原則去重新塑造圣人形象。于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圣人觀念被附著了越來越多的含義?？傮w來看，體現了以下特征:

　　第一，圣人被智慧化。圣人原本表示聰明者、智慧者，但在演化過程中，圣人原初內涵中表示聰明、智慧的要素被充分擴大和強化了。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圣人要清天君、正天官、備天養、順天政、養天情而全天功!要做到這些自然要具備超人的智慧和能力，要“知通乎大道”。這就把“圣人”和“道”直接聯系在一起，構成其整個圣人觀的基本內核。中國古人對于“道”、對于圣人的情感均是非常虔誠的，他們將“道”視為貫穿整個自然宇宙和社會人生的普遍準則，而將圣人視為這種普遍準則的最高體現者，認為“唯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鵑冠子·環流》)，甚至認為“道便是無軀殼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軀殼底道”(《朱子語類》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寧至靖康用人》)。惟圣人能夠體現“道”的精神、把握“道”的真理，那么圣人無疑是天地間智慧最高者。

　　第二，圣人被神秘化。中國歷史上“圣”、“神”二字經常連在一起使用?！渡袝ご笥砟酚醒?“帝德廣運，乃圣乃神”?！吧瘛焙汀笆ァ被ハ嘣\釋，代表著一種偉大、崇高、玄妙、深邃的氣氛。孟子說，“大而化之可謂圣，圣而不可知之謂神?！倍陶f:“圣不可知，謂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測”。朱熹說:“圣人，神明不測之號”。圣人被賦予神妙無方、妙不可測的品格。

　　以“神”釋“圣”使圣人帶上了神秘而不同凡響的靈光。圣人原有的聰明、智慧的內涵被夸大為能夠知往測來、料事如神。兩漢時期更是發展出了徽緯之學—巫師方士以迷信方術附會儒家經義，假托天意圣教以助統治，影響深遠。

　　第三，圣人被政治化。在春秋戰國時期，圣人就被賦予了政治色彩，當時諸子百家塑造的圣人幾乎無不具有王者品格。墨家說:“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圣人治天下，首先應該知道天下之亂的根源在于人們不相愛、交相惡。如果勸導人們兼相愛、交相利，便能實現天下大治。這樣的圣人無疑就是擔當著治理天下之重任的王者。

　　儒家對圣人加以政治化的傾向更為明顯?！皟仁ネ馔酢敝敝甘ネ?，圣人需要“博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圣人的使命就是使“天下得序，群物安居”(《韓詩外傳》卷三)。

　　道家則認為“圣人之治，虛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老子》)同樣希望圣人出世治天下，“無知”、“無為”即為其妙法。

　　所以說，圣人觀念從具體經驗直觀上升到了一般抽象的普遍規定，圣人的存在、言行也逐漸具有了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價值。一方面，圣人變成了廣泛意義的價值標準的化身:圣人是道的載體，是天下的最高智慧者，是制作萬事百工、社會制度的英雄，甚至被視為救世主;另一方面，圣人成為最高精神境界的象征。儒家的圣人境界論正是由于包含了強烈的治國平天下的色彩，揭示了人人成就圣人境界的邏輯必然性和現實可能性，才被人們所普遍接受。

二、圣人難為與圣人易做

　　本文僅就朱熹和明的成圣之道加以簡述。朱子和明，前者說圣人難做，后者說圣人易為。這是因為他們的“圣人”具有不同的內涵，成圣之法也有異。

　　朱熹說:“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圣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圣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朱熹年少時覺得“圣人易做”，不惑之年則“方覺得難”。這是因為他理想中的圣人是德性、才能與事功兼備之人。在朱子看來，做圣賢不易，做后世圣賢更難。因為后世圣人既要德性完美，還要有能力治國平天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朱熹的圣人觀是對孔子圣人觀的承繼和發展。在孔子看來，圣人必須具備“仁智統一”的品格，必須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之人。修己—內圣，博施濟眾、安百姓—外王。孔子將“圣人”理解為一種理想人格境界，而現實中的人很難達至這一境界，以至現實中未有一人被孔子視為圣人，即使堯舜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圣人，“堯舜其猶病諸”。孔子自己也從不以圣人自居，他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圣人之于孔子亦是一個當作目標追求的境界。朱熹繼承了孔子圣人觀“仁智統一”、內圣外王的內涵，并賦之以新的意蘊，同時認為堯舜是圣人，給現實中的人以為圣的榜樣和信心。

　　朱子集仁德、才智和事功于圣人一身:首先，圣人必須具備“德”和“人倫”的至上品格?！笆ト巳f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圣人?！蚀笏礋o一毫厘不是，此所以為圣人，不然，又安是謂之舜哉。古之圣賢別無用心，明明德便為無一毫私欲?！?(御)其次，圣人具有知識、才力等智者品位。朱子曰:“圣人，神明不測之號?！ā白怨艧o不喚事情底圣賢，亦無不通變底圣賢，亦無關門獨坐底圣賢。圣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學。”川(御”)并認為。圣人自是多能。再次，圣人還具有“治者”、“王者”風范。朱子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卻自做不得，所以必得圣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地做不得底，卻須圣賢為他做?！?/p>

　　可見，在朱子眼中，圣人既是盡善盡美的仁者、無所不能的智者，又是德治教化的王者。換言之，圣人之所以為圣人，就在于他既要尊德性，又要道向學，還要能輔相天地之化育，做這樣的'圣人，當然“今方覺得難”了。

　　然而，對朱子來說，“為圣”雖難，但并非不能為。為圣之路雖然艱辛，但只要堅持正確的途徑、方法，就可以成圣。

　　朱子認為:“圣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因此，他發展了程頤的“格物致知”說。朱子的“格物致知”說，既是認識論，又是方法論。他在《大學或問》中說:“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于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與天下之物皆有以窮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边@段話概括了朱子方法論的基本環節:第一，由博反約，在博學的基礎上獲得規律性認識。朱子認為:“聞見孤寡不足為學也。他強調博學多聞，是由于他意識到了“理”(道)內在于事物之中?！靶味轮髦?，便各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第二，“嚴密理會，株分毫析?！贝?御)強調分析的層次性，注重慎思明辨。第三，“推類以通之”。朱子認為，把握一類事物的本質，不必事事都要一一理會過，可以通過“類推”來實現。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們對“格物”的誤解。

　　朱子的格物致知說為成圣提供了方法、途徑，然而這一達圣之方卻非常人所能運用并運用得好的，當時被陸象山等人譏諷為“支離事業”。

　　明繼承發展了陸象山的“心同理同”的思想，立足于“良知”理論，通過肯定“圣人”與“眾人”所具有的良知無異，從而肯定眾人皆能成圣。

　　明在貴州龍場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認為不能將心與理分析為二，人心中自有先驗的道德，求理、達圣只須向內用功。明說:“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自出地，日自出也，無無與也。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成圣之道，是去掉心中之私欲，讓心中之理發揚光大的過程，是向內用力的功夫。這一點陽明與朱子有相通之處。朱子曰:“古之圣賢，別無用心，明明德便為無一毫私欲?！贝?御，)然而朱子之學不僅“尊德性”，而且“道問學”。陽明則將“尊德性”推向極至，只講“尊德性”。明認為，既然“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那么“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他認為朱子的“希圣之方”即物窮理，過于支離、煩瑣，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同時也意識到朱子達圣之路徑過于漫長、曲折，令人望而生畏。為了不使儒家的圣人觀流于空疏，他另辟蹊徑，構筑了一座圣凡相通的橋梁。

　　明在象山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套心學體系。他說:“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為學，求盡乎心而已。把人視為天地萬物之中心，而“心”為天地萬物之主宰，天地萬物都包容于心中，“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他還深有感悟地說:“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緣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這樣一來，明認為達圣只須向內用功夫，去除人欲，“人到純乎天理方是圣”。

　　在明那里，圣人的內涵就是“尊德性”?！安帕Σ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圣人。無怪乎黃宗羲如是說: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為宗。摒棄了圣人內涵中的知識、才力，也就自然廢棄了朱子倡導的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的達圣之方，只須“簡易功夫”、“致良知”，亦即訴諸內心體認和自省方法就行了。從人的內心道德上規定圣人之所以為圣，那么，圣人就是人人可為的。于是，陽明就從內心發出了“滿街都是圣人”的贊嘆。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朱熹的圣人觀為達圣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具體方法;明的圣人觀則為成圣敞開了大門，激勵人們在達圣的征程上，以十足之信心勇往直前。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雖然在今天看來，朱熹、明圣人觀的內涵不乏封建糟粕，但他們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注重對人生精神層面的提升，對社會、百姓傾注的愛心，卻包含著諸多對精神文明建設有益之因子。同時，其為圣、為學之方，也為今天的學者做人、治學，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成分。因此，吸取其圣人觀之精華，揚棄其糟粕，是極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