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忠信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是經歷著從領主制向地主制過渡的時代，也是社會各階層的人被不同程度地卷入社會大動蕩中的時代。社會的動蕩必然會引起經濟政治領域的重大變革，某些新思潮也在這個動亂的時代應運而生，從而構成了孔子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1. 經濟領域的深刻變革

　　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自鐵制農具的廣泛應用開始，《管子·輕重乙》提到： “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耨，一椎，一铚，然后成為農。”[1]

　　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農家必備的生產勞動工具中，鐵器工具已占據主要地位，這必然會推動當時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加之原有的“井田制”經濟結構已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時西周以來的領主制經濟基礎上的“井田制”已走到了盡頭，而大小諸侯國要想壯大自己的勢力，守護自己的領地，掠奪別人的領地，變革當時的剝削方式和經濟結構勢在必行。春秋五霸中首先稱霸的齊桓公，就在其相管仲的建議下實施了“相地而衰征”和“按畝而稅”之制。這是一種以實物地租為主的剝削方式，即領主可以根據私田的地質情況來征收一定的實物，這樣公田上的勞役地租和私田上的實物地租，兩種剝削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領土階級與農奴之間的矛盾，從而農業生產得到一定發展，楚國和鄭國在公元前的 548 年和543 年也先后進行了類似的改革。

　　2. 動蕩社會的統治危機

　　首先是政權的統治權利逐級旁落下移。平王東遷，東周以后，周王室衰落，雖然還保留著西周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等社會等級結構，但周天子已失去了號召天下的權利，逐漸失去了對全國的控制，成了徒有虛名的領袖。這時候，各諸侯國逐漸發展壯大起來，周天子不但駕馭不了諸侯，反而受到他們的藐視。同時，諸侯國內部的混亂統治使得爭權斗爭加劇，各諸侯國為了權力和利益，開始對外進行兼并戰爭以維持自身的存在與發展，道德失范、禮崩樂壞就是在這種內斗的狀態下形成的社會現象。《詩經》中“君子屢盟，亂是用長”[2]便是對這段禍亂的描述，著實反映出諸侯各國屢次結盟而又不能守盟，導致亂事滋生，國與國之間喪失了最基本的信任。

　　3. 思想觀念上的新思潮

　　首先是“天命”觀念的變化。在傳統的天神崇拜觀念中，堯舜和西周時代的人們對“天”的敬畏是無可置疑的。西周時期總結出一套“以德配天”的觀念，周人通過殷商滅亡的教訓，不再一味地相信“天命”,逐漸認識到民眾力量的強大，認為“保民”才是獲得“天命”的必要條件，“保民”的前提就是統治者的“敬德”.到了春秋時期，重人事輕天命的觀念更為突出。隨著各大小諸侯國經歷著由強盛到衰敗、由衰敗到強盛的過程，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政治興衰和政治變化的原因。更多人開始擺脫“天命”對人們思想的控制，從現實中出發，找尋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鄭國子產“天道遠，人道邇”[3]的思想將“人道”與“天道”區分開來，認為人際間的道德規范才是人們必須崇尚和遵守的行為準則。孔子正是研究“人道”這門學問較系統較深刻的人，其忠信思想就是對春秋時期重人道輕天命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其次是“禮”觀念的變化。隨著“天命”觀念的'變化，與“敬天”、“祭祖”的儀式相混的“禮”,在春秋時期萌生了“禮”、“儀”分開的觀念。正如魯昭公訪問晉國時，在晉國迎接到贈禮的儀式上，做得一絲不茍，卻被晉國名叫女叔齊的大臣稱為不懂“禮”,他稱： “是儀也，不可謂禮。”[4]

　　認為“禮”是用來守護國家的，而魯昭公本末倒置，不去體會禮的由來，卻把精力全放在學習這些儀式的細枝末節上，根本稱不上是懂“禮”.孔子“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5]正是對“禮”的新看法，即“禮”與“儀”區分。可見，“禮”是維系政治秩序和社會風氣的核心原則，而“儀”則只是它的具體表現。在孔子看來，要改變春秋天下混亂的局面，就要提倡“禮”所規定的政治關系和秩序。

二、忠與信的辯證統一

　　在孔子《論語》中，“忠”出現了 18 次，“信”出現了38 次，“忠信”連用出現了 7 次。孔子對“忠信”給予了高度重視，并將二者列為四教之內，那么二者究竟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首先，“忠”和“信”具有同質性。“忠”從中從心，“信”從人從言，但人說出什么樣的話，做什么樣的事，最終歸結于有什么樣的心。如果將“信”看成是主客體之間雙向或多向的承諾時，這樣的承諾是否出自自己的真情實意，就不得而知了。這樣的承諾缺乏來自于內心真情實意的支撐，其實現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因而，“信”應當以“忠”為根基，從“盡心”出發。“信”不僅是主客體之間雙向或多向的承諾，而且這樣的承諾出自主體的真情實意，一個人沒有忠誠之心，他將沒有忠誠之言，更沒有忠誠之行。可以說，“忠”是“信”的依據，“信”是“忠”的外在表現，二者互為表里，相互貫通。童書業先生認為： “‘忠’者必‘信',故孔子屢言’忠信‘,且曰’主忠信‘,’忠信‘即誠實之意，為道德之本。”[6]著名理學家朱熹對“忠信”的分析更為透徹，他認為： “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于忠者。”[7]

　　這些簡明扼要的解說，明確地道出了“忠”和“信”的本質與關系，二者雖然名詞不同，究其本質，都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意的、言行一致的高尚品質。“忠”、“信”二者雖然具有同質性，互為表里，但還是有所區別并各有側重的。“忠”來自于人的內心，是人的內心品質，側重點在“我”.“信”是主客體交流時的雙向或多向信任，側重點不在于自己，而是“他”.如果將“忠”規定為“內忠于心”的話，“信”更側重于“外信于人”,前者體現的是內在的自我修養和自我完善，后者體現的是外在的社會關系和道德踐行。

三、孔子忠信思想的內容

　　1. 立身之本

　　忠信是個人立身、處事和生存的基礎，是一個人應當具備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質。孔子在《為政》中提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8]69 -70孔子將“信”比作“輗”和“軏”,告誡人們“信”就如同一個人的脊柱，如果沒有了“信”,人就如同馬車失去了“輗”和“軏”一樣寸步難行，無法在社會上立足。當時的社會雖說是亂世，也有各種法律法規和行為規范的約束，正因為有了忠信，各種法律法規和行為規范才能得以正常運行，而不至于成為一紙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