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文明是已文字的發明，單偶制家庭的確立和階級的產生為標志的，是人類或達到智慧水平之形式的存在形式和存在狀態，是指一切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存在形式。下面是小編為你帶來的公共文明行為論文 ，歡迎閱讀。

　　文化視域下城市居民公共行為文明研究

　　摘 要：在三個城市問卷調查基礎上，以國際比較模式探討了城市居民公共行為文明問題。研究發現，目前，北京居民的公共行為文明程度最差，首爾次之，東京情況最好。這種現象的背后是深層次的歷史、經濟、社會原因，既體現著“東亞文化圈”的文明變遷，又折射著不同國家的國民性。我們在發展現代化，加快城鎮化的進程中，不僅要注重物質建設，還要關注人文建設，應對公民素質問題引起極大重視。可以通過教育方式的改進，提升公民個人文明意識，培育公共文明精神;通過政府的引導、管理，加強制度文明規范。

　　關鍵詞：文化視域;公共行為文明指數;東亞文化圈

　　城市公共文明是近年來人文研究領域比較關注的問題，關于這方面的文章不在少數，特別是中央文明辦從2009年起委托國家統計局，每年都對全國文明城市和先進城市進行公共文明指數測評并進行排名公布，很多城市的公共文明問題研究也逐漸興旺起來。但這些研究多局限于對本市自身研究，鮮有跨文化、跨國度的探討。筆者于2012年7月開始參與中日韓三國城市管理項目的研究，通過大量派發問卷獲取了有關北京、首爾、東京市公共文明狀況的一手數據，在此基礎上形成這篇文章，著重探討城市居民的公共行為文明，希望在國際比較的模式下給我國公共文明的構建帶來一定的借鑒。

　1 公共行為和文化視域的內涵

　　在西方和中國學者的有關論述中，現代公共領域概念主要涵蓋了政治公共領域、文化公共領域和日常生活公共領域這三個相互關聯又各具獨立性的論題。日常生活的公共領域在哈貝馬斯筆下被稱為日常生活的經驗世界，個體在公共生活場景中與沒有特殊關系的他人之間交往互動，構成日常生活公共空間研究的主題，但又不止于此。筆者認為日常生活的公共領域包含兩個方面： 1、日常生活的物質公共領域，主要體現為政府配置的公共設施等;2、日常生活的精神公共領域，主要體現為個體(居民)公共行為。本文討論的議題是公共文明中日常生活的精神公共領域文明，即居民的公共行為文明。

　　文化視域的拓展是20世紀文化研究的重大成就。與視域這個詞對應的英文是perspective。這個英文詞的中文釋義，有透視、遠景、展望、觀點、見解、事物相互關系的外觀、正確觀察事物相互關系的能力等等。在文化視域下研究問題，我們首先要追溯文化的定義。學者們在追溯當代文化研究的淵源時大都追溯到泰勒的文化定義――“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他的定義打開了消融文化與文明界限的先河。這樣，研究對象的范圍得到擴展，研究文化問題的視野開始覆蓋多個學科。文化是一個高度綜合的統一體，文化精神滲透于人類社會的各個部門和領域。所以文化研究應當將文化的各個部門、各種起作用的因素作為一個有機的綜合體聯系起來進行考察。這種聯系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并對其所含人文精神的綜合考察就是一般的文化研究。文化是歷時性的、動態發展的，是一種活體，有其自身的發展軌跡。過去，我們的文化研究主要采用了文化人類學和文獻學方法，視野不夠開闊，在新時代的文化研究中，有必要綜合現有多學科的理論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礎上求得理論上的創新，在文化視域的廣闊天地里，來揭示我們想要接近的真理。

　　在文化視域下探討公共行為文明問題，可以將問題放在多個層次去探討，放在東亞文明圈背景下，放在各自國民性民族文化背景下去探討。

　2 公共行為文明指標體系的建立

　　公共文明問題在我國行政層面的關注主要體現為國家精神文明辦舉辦的年度精神文明城市的評選上，關于公共文明涉及的具體內容，每個城市根據每年的具體情況會有所更新，目前關于公共文明具體指標沒有統一的標準，只是有個大概的范疇。

　　公共文明指數是描述市民文明素質發展狀況、評價市民文明素質發展水平和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工作成效的重要工具，包括城市公共秩序、公共衛生、公益行動、公共交際等項目內容。本文將公共行為文明指數分為四個一級指標與八個二級指標(一級指標后括號內的為二級指標)。一級指標：A.公共衛生(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公共場所吸煙)、B.公共秩序(車輛違章駕駛、行人闖紅燈、上車不排隊)、C.公共交際(讓座)、D.公共禮儀(大聲喧嘩)。四個構成指標處于不同的層級，所體現出的文明內涵要求和意義是不同的。在四個一級指標概念中，公共衛生與公共秩序更多地表現為物理空間的客觀行為表現，給人以直觀的即時感受，可以通過社會管理來對其進行規制;公共交際與公共禮儀更多地表現為人文空間的行為符號和精神折射，體現主體的自身修養的和素質，這主要得通過主體的自我規范來實現。我國當代公共行為文明的構建蘊含著三個依次遞進的價值原則： 基于利益紐帶的工具性價值，在自主意識與倫理責任之間達成均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以及在“健全的個人主義”之上的體現著“健全的人道主義”的公共精神。

　　八個二級指標在我們的問卷中被設計為選項，分別考察北京、首爾、東京三個城市居民的公共行為文明程度。

3 北京、首爾、東京三城市居民公共行為樣本分析

　　公民素質是指一個國家的人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過程中所具有的體魄、智力、思想道德總體水平。它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是國際競爭的重要方面，也是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一座城市市民的.公民素質往往體現為城市的軟實力，而公民素質的提升是與城市中的不文明行為成反比的。

　　根據我們的調查顯示，北京市民最經常見到的不文明行為(按從多到少排列，包括“比較常見”和“非常常見”兩個選項)依次為：行人闖紅燈(70.1%)、大聲喧嘩(69.4%)、公共場所吸煙(67.3%)、上車不排隊(63.2%)、亂扔垃圾(57%)、隨地吐痰(53.7%)、車輛違章駕駛(49.4%)。如圖1所示： 　　首爾市民最經常見到的不文明行為(按從多到少排列，包括“比較常見”和“非常常見”兩個選項)依次為：大聲喧嘩(50.2%)、車輛違章駕駛(49.2%)、公共場所吸煙(48.6%)、亂扔垃圾(42.8%)、隨地吐痰和行人闖紅燈(41.8%)、上車不排隊(36.9%)。如圖2所示：

　　東京市民最經常見到的不文明行為(按從多到少排列，包括“比較常見”和“非常常見”兩個選項)依次為：公共場所吸煙(40.1%)、行人闖紅燈(39.6%)、隨地吐痰(32.5%)、車輛違章駕駛(25.3%)、亂扔垃圾(23.3%)、上車不排隊(20.7%)、大聲喧嘩選項缺失。如圖3所示：

　　通過以上三個圖表可以看出，在公共場所吸煙、行人闖紅燈、車輛違章駕駛、上車不排隊、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大聲喧嘩(東京缺此項數據)七個不文明行為的表現方面，選“比較常見”和“非常常見”選項的市民中，北京市民比重最高，接下來是首爾市民，最后是東京市民。如圖4所示：

　　由圖4，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文明行為表現方面，北京市民表現最差，首爾市民次之，東京市民的公共行為文明程度最高。在多項不文明行為表現中，北京市民都遙遙領先。

　　在公共交際范疇中的“讓座”這一文明行為上，北京市民表現得最好，東京次之，首爾位列最末，東京和首爾的差異并不是很大。這是否可以說在這方面，首爾和東京市民的文明程度比北京市民差呢?就國民性而言，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有意思的現象。我們并不能單從中國文化角度看待首爾和東京市民讓座行為的相對較少，在中國文化里，讓座代表著對弱者的同情與幫助，但在其他東亞文化特別是日本文化里，讓座也許會使站立者自尊心受損，因而人們出于對他人人格的尊重而很少給別人讓座，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恐怕涉及到深層次的國民性問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