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因果關系問題，一直是刑法理論研究中一個爭論多多的問題，刑法因果關系研究論文。我國刑法因果關系問題的研究，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因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因果關系理論和前蘇聯(lián)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影響，宥于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在原因上內(nèi)因和外因的爭論中，造成理解上的混亂。本文從普遍的立場出發(fā)，借鑒英美法國家刑法因果關系理論和大陸法國家刑法理論，區(qū)分刑法因果關系和事實聯(lián)系及事實因果關系，從刑法的目的、任務和機能的角度重新認識刑法因果關系，并對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研究的現(xiàn)狀提出了一點建議，最后，對同樣存在許多爭議的不作為犯罪的因果關系問題進行了簡要的討論，或者從這個新的思考角度，可以對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有所裨益。

　　關鍵詞：事實因果關系 刑法因果關系 不作為犯

　　刑法學上的因果關系理論，是刑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大陸法系國家，自十九世紀提出因果關系理論至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學說和觀點，且隨著刑法理論的向前發(fā)展，先后出現(xiàn)了一系列極有影響的因果關系理論。而英美法國家刑法學中的因果關系理論，則將因果關系區(qū)分為事實因果關系和法律因果關系。所謂事實上的因果關系，就是客觀存在于外界之中的先行為與后結果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是純自然的存在，與人的主觀認識沒有任何關系，與法律規(guī)定也無關。而所謂法律原因，就是在法律上有價值的原因，也就是事實原因中，能夠被法律認為應讓行為人對產(chǎn)生的危害結果承擔責任的原因。［1］我國的刑法理論，秉承前蘇聯(lián)的刑法理論，在因果關系問題上，局限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上的必然性聯(lián)系和偶然性聯(lián)系以及內(nèi)因和外因的論述上，而造成對刑法因果關系的種種理解，從而使學說觀點長期爭論不休。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刑法理論的研究和發(fā)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對因果關系的理解混亂不堪。在刑法因果關系問題上，還存在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對象、范圍以及刑法因果關系的機能等一系列問題的爭論。

一、刑法因果關系的界定

　　刑法因果關系，有的學者認為，是指犯罪實行行為與對定罪量刑有價值的危害結果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合乎規(guī)律的聯(lián)系，法學論文《刑法因果關系研究論文》。［2］也有的學者認為刑法上研究的因果關系，是指人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3］還有的學者認為，刑法因果關系是作為刑事責任的客觀根據(jù)而存在于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為與結果之間的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果關系，同時又是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關系，是事實因果關系與法律因果關系的統(tǒng)一。［4］種種不同的觀點，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刑法因果關系。從以上的觀點中可以看出：（一）刑法因果關系首先是一種聯(lián)系。根據(jù)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具有普遍性，事物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其它的事物相互聯(lián)系著的。（二）刑法因果關系是一種人的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聯(lián)系。因為只有人的行為才能給予法律上的評價，自然力或者動物力縱使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結果，也不能以刑法來處罰它們。（三）人的行為是有主觀罪過的行為，才能成為刑法上的原因，如果沒有主觀罪過，人就不能對他的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負刑事責任，自然不能認為行為和結果之間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雖然我們在研究和司法實踐中認定因果關系時，應考慮各種事實的條件，但只要被確定為刑法上的原因的人的行為，則必然有主觀上的罪過。除了上述的幾種觀點，我們能否從其它的角度來觀察刑法的因果關系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要從其它的角度來看刑法因果關系，應該先考察刑法因果關系的機能，以及研究刑法因果關系要解決的問題。刑法的因果關系理論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判斷因果關系是否存在的問題，二是判斷存在的因果關系對犯罪構成要件有無重要性的問題。［5］刑法的因果關系有兩個機能，一是定罪的判斷機能，即根據(jù)刑法的因果關系，要為誰定罪，也即判斷犯罪的主體。二是量刑的機能，即在各個犯罪主體之間如何讓其承擔刑事責任。這兩個機能和上面的要解決的兩個問題具有密切的聯(lián)系，當然，定罪和量刑是不能割裂的，而應該是緊密聯(lián)系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行為人的行為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結果，這種事實的聯(lián)系（包括事實的因果關系）如果被刑法認定具有刑法的意義，即行為人的行為構成犯罪，否則不能作為犯罪來處理，如行為人是未滿14周歲的兒童，其行為不構成犯罪，行為和結果之間也就沒有刑法因果關系可言。這里不是說刑法因果關系是犯罪的構成要件的內(nèi)容，因為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便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因果關系。在量刑上，刑法因果為犯罪主體確定刑事責任，是刑事責任的依據(jù)。如行為人甲以殺人的故意持刀傷害某乙，乙受傷住院，適逢醫(yī)生丙與乙舊有仇隙，乃故意不為救助，致乙死亡。在此案中，甲和丙的行為自然構成犯罪，但是應該如何定罪和量刑還要依靠刑法因果關系理論來指導。日本學者野村稔認為由于刑法將人的行為作為規(guī)范的規(guī)制的對象，因此人的行為與結果（外界變動）之間的因果關系成為需要解決的問題。在此場合，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被肯定，亦即將結果歸因于行為，因此將結果包括在內(nèi)的廣義的行為作為評價對象而進入了刑法的世界（刑法評價對象的確定機能）。也就是說，關于刑法的因果關系是從外界的變動出發(fā)，就刑法的評價對象的人的行為予以發(fā)現(xiàn)之際，幫助人的思維方式。

　　事實的因果關系，已如前述，是一種客觀的，自然的聯(lián)系。而刑法的因果關系，則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先從刑法的目的談起，因為即言因果關系有刑法的意義，以及其有重要的機能，自然不能脫離刑法的目的。刑法的目的，可以籠統(tǒng)的說總有保護社會生活利益的內(nèi)容。而刑法的機能或者任務，也都有保護社會的含義。主法益論者，認為刑法的目的和任務在于法益的保護，因此當法益受到侵害或者威脅時，刑法自然會介入社會個人的生活，論行為人與法益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為行為人定罪量刑。我國刑法第二條規(guī)定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wèi)國家安全，保衛(wèi)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chǎn)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chǎn)，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chǎn)，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jīng)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順利進行。因此若有對上述保護對象的侵害，刑法就會有所反應。但是對社會生活利益的侵害，有人的行為亦有自然力以及動物力，對后者，因其非人力所能預料，難以控制，故而不具可罰性；而前者，也要區(qū)分而對待，在客觀的事實中，人的行為是危害結果的原因，但是在刑法的意義上，則并非這種事實的原因就是刑法上的原因。如行為人并無主觀的罪過，則縱使造成嚴重的危害結果，也不能對之定罪量刑。所以，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不同于事實的因果關系。比如在間接正犯的場合，如行為人驅(qū)使動物傷害他人。這里，在客觀事實上，他人被傷害的結果，是因為動物的襲擊，而這危害結果與動物的襲擊之間有事實的因果關系，但是刑法不認這種事實的因果關系為刑法的因果關系。行為人與動物的襲擊和他人的傷害結果，有一定的事實聯(lián)系，又因為行為人在主觀上有罪過，因此，行為人的驅(qū)使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依從刑法的目的、任務和機能出發(fā)，被判定為有刑法的因果關系的存在，行為人應該承擔刑事責任。有的學者認為，刑法因果關系首先是客觀世界存在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這種基本表現(xiàn)為哲學上外因與結果之間的關系。[8]應該承認，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以事實聯(lián)系（包括事實因果關系）為判斷的物質(zhì)基礎，但它本身不是事實聯(lián)系，也不是事實因果關系本身。事實因果關系僅僅是事實聯(lián)系中的一種，事實聯(lián)系的范圍更為廣泛，它包括一定的條件。刑法因果關系與刑法的目的、任務及機能密切相關，而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事實的聯(lián)系及事實的因果關系則是客觀的一種聯(lián)系。在客觀的事實中，人的行為都可以是對社會生活利益的侵害結果的原因，但是在刑法上，刑法因果關系不同于事實因果關系。人的行為有的有主觀上的罪過，有的則沒有主觀罪過，前者，自然有刑法的意義，而后者，則不具有刑法的意義。出于保護的目的，刑法一旦查明有社會生活利益被侵害的事實，則必依一定的標準，在造成危害結果的諸多事實聯(lián)系中尋出具有刑法意義的因果關系，對行為者加以刑事責任。從這種意義上看，刑法因果關系是一種判斷或評判。所謂判斷，是指一定之認識主體基于其特定的目的或需要，依據(jù)已認識的客觀材料運用抽象的思維方法對事物或現(xiàn)象所作的一種確定。刑法以其自身的目的、任務和機能，而帶有一定的價值取向，以此為出發(fā)點，對社會中人的行為和危害結果進行評判。在現(xiàn)實中，一般都是先有危害結果的發(fā)生，然后根據(jù)危害結果和各種事實，查明案件，理清各種事實聯(lián)系，從中判定什么樣的行為應對此危害結果負責，應怎樣負責即是一個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過程。在這過程中，判斷的主體是立法者，執(zhí)行者則是司法者，對象是行為人的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聯(lián)系。而事實之因果關系則是一種認識，因其具有客觀性而不容主觀的判斷。但是刑法因果關系并非純主觀的，它是以一定的事實聯(lián)系為基礎的。事實的因果關系也是以一定的事實聯(lián)系為基礎的，而其本身就是一種事實聯(lián)系。大陸法系早期的條件說，即認一切行為在論理上可以成為發(fā)生結果的條件，都是結果發(fā)生的原因。就是以事實聯(lián)系為因果關系的基礎，甚至就以不具有刑法意義的事實聯(lián)系為刑法因果關系。而后來的原因說，則于事實聯(lián)系中擇一定之原因為刑法上的原因，自然考慮事實的因果關系。再到后來是相當因果關系說，則更體現(xiàn)刑法的因果關系理論是一種判斷的理論。相當因果關系說，以條件關系的存在為前提，認為由其行為發(fā)生該結果在經(jīng)驗上是通常的，即限于被認為是“相當”的場合，肯定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在相當因果關系說中，“相當性”判斷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在相當因果關系說中，還有分主觀相當因果關系說、客觀相當因果關系說和折衷的相當因果關系說。主觀說認為對因果關系的判斷，以行為人之主觀為主，即行為人能否認識行為與危害結果之相當性；而客觀說則以社會一般人的經(jīng)驗考察行為人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相當性；折衷說則結合兩者，以平衡社會及個人權利，不致強求個人，也不使社會之生活利益受損害。而所謂相當性，也是一個判斷的問題。折衷的相當因果關系，立法者及司法者立于社會一般人的.經(jīng)驗以及個人的特殊情況所為的一種對行為的評判。日本刑法學者野村稔認為，相當因果關系，也就是在一般人的經(jīng)驗上，只看這種行為，通常被認為會發(fā)生這樣的結果，這種場合就存在因果關系。所以，將它作為定型的判斷，在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層面予以論述。至此，相當因果關系就與構成要件該當性這樣的刑法評價發(fā)生關聯(lián)。

　　疫學的因果關系，也是表明刑法因果關系是一種具有一定價值取向的評判，所謂疫學的因果關系，是由于產(chǎn)業(yè)、食品、藥品等公害犯罪中，往往難以確定因果關系，但是如果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發(fā)展，由于沒有被科學的自然法則完全解明，就否認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對大多數(shù)公害犯罪就不能認定，就不能追究行為人的責任。為了解決這種不合理的現(xiàn)象，就提出了疫學的因果關系。因為難以查明事實的聯(lián)系，但又不能違背刑法的目的，所以還是依一定的經(jīng)驗，認產(chǎn)業(yè)、食品、藥品等公害犯罪中行為人的行為，與出現(xiàn)的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的因果關系。此種理論已為某些國家司法實踐所采納，而甚至在英美國家，有案例采取嚴格責任理論，某些對于特定行為的一個或多個行動要件不要求故意、輕率、甚至疏忽的犯罪被稱為嚴格責任犯罪。將嚴格責任犯罪區(qū)別于一般意外事件，而認為行為人的行為，縱使沒有主觀的罪過，也與危害結果之間有刑法的因果關系，應當負刑事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刑法目的性非常明確和明顯。

　　刑法的因果關系，與刑法的目的、任務、機能相關，故自有其主觀判斷性。刑法因果關系是受刑法目的規(guī)制的。一定的行為是否與危害結果有刑法的因果關系，必須依照立法者、司法者的主觀判斷。這種判斷以一定的客觀事實聯(lián)系包括事實因果關系為基礎。如故意殺人罪，醫(yī)生故意注射毒藥而令病人死亡，構成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又如醫(yī)生以殺人的故意，對病人在其求救時不予救助，致其死亡，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前者，刑法因果關系以行為人的作為和危害結果為判斷的基礎，而后者，則以行為人的不作為、危害結果以及行為人的作為義務為判斷的基礎，在這里，行為人的不作為和病人之死亡結果是沒有事實的因果關系的，而僅僅是因為作為義務的存在而具有一種事實的聯(lián)系，但也由此而具有刑法因果關系。但是在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上，事實因果關系是刑法因果關系的物質(zhì)前提，只要某一行為在邏輯上與危害結果存在這種必要條件聯(lián)系，無論作用大小，距離遠近，都應作為事實原因而納入刑法因果關系的候選對象中，而不能在此區(qū)分原因與條件，從而將部分必要條件排除在此范圍之外。甚至還要考慮存在一定的事實聯(lián)系，以避免判斷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