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王慶鋒老師在《中學語文教學》１９９７年４期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文言文教學要做到兩重視一舍棄》，其觀點是：“重視誦讀教學和積累教學，舍棄對篇章結構及寫法技巧等方面的分析”。重視誦讀教學和積累教學，固然正確，但一概舍棄篇章結構及寫作技巧的分析，這個說法欠妥當，也欠科學。所以，筆者換了個說法，叫做“兩重視一并舉”，也就是說，既重視誦讀教學和積累教學，也要顧及篇章結構和寫法技巧，即所謂“并舉”。
為什么要“并舉”呢？
一、錢夢龍先生說得非常好，“經過千百年時間淘洗而流傳下來的一些膾炙人口的文言文（包括古詩歌）是詩文中的極品，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精華……這些作者千錘百煉的語言，斐然可觀的文采，匠心經營的章法，也都足以垂范后世?！边@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是如果我們這些語文教師，這些“精華”的傳播者，不管三七二十一，對文言文的篇章結構和技巧等方面的分析，統(tǒng)統(tǒng)來個“舍棄”，那不就等于有意識的拋棄了一部分“精華”嗎？（也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精華）如果我這樣做了，我會覺得有愧于教師的職責，也有愧于我們民族偉大的歷史。
愛好文學的人幾乎出口成誦的全是古詩文，沒有多少人對現(xiàn)代詩文有如此熾熱的'愛。讀過《岳陽樓記》《小石潭記》《醉翁亭記》等膾炙人口的名篇，再去讀一些現(xiàn)代散文，你會立刻覺得索然寡味。同樣學生也有這樣的偏愛，一次我同時推薦給學生兩篇寫荷花的文章，一古一今，幾乎大部分同學都背誦下古文，仿寫的也是古文。人們的熱愛，正說明這些古詩文的優(yōu)秀、精粹。而選進教材中的文言文更是精華中的精華，而且篇目已是少之又少了，如果再輕視一些，那會是我們語文教學的多大損失呢？更無法談及對優(yōu)秀文化遺產的繼承和發(fā)揚了。如果說非有一定的“舍棄”不可，倒不如舍棄教材中一些現(xiàn)代文里那些不典型不精華的篇章結構和技巧的分析，對于能選進教材的少量的文言文篇目一定要珍視才是。
二、不舍棄，不等于全部拿來面面俱到的講，我所主張的“并舉”，是要根據(jù)教學大綱、教學目標和篇章特點，各取所需，有所側重的講。古人說得好，寫文章乃要“文無定法，章無定規(guī)”，那么教文章就不可以“章無定法，文無定規(guī)”了嗎？任何一位老教師都會有這種體驗，課文分析正如《簡筆和繁筆》里說的那樣，需要時，洋洋灑灑，酣暢淋漓，“用墨如潑，汩汩滔滔，雖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求其“窮形盡相”。不需要時，“惜墨如金，力求數(shù)字乃一字傳神”。這里的靈活自如，不僅是在常年教學實踐中熬出來的，也是教學重點、篇章特點所制約的。如果不顧及這個前提，千篇一律都來個“舍棄”，至少也有形而上學的教條之嫌吧！
比如，我在教《過秦論》時就抓住了語言的特點，以其為重點，背誦、分析、總結，又以其為樣板，仿寫作文。我們都知道，賈誼不僅是政論家，又是辭賦家。所以他的論文語言也帶有辭賦的特點，極力的鋪張渲染，排比夸張，氣勢恢宏，雄論滔滔，層層推進，給人以汪洋恣肆、氣勢磅礴之感。這個特點不要說今天看不到了，就是文言文里也少見哪。更何況，我們學生的語言極需提高，語言平平，不善駕馭修辭，既欠飽滿的感情，又欠感人的力量。所以我便抓住這篇文章的語言特點大講特講，學習模仿，果然不負所望，學生的語言水平有了較大的改觀。試想，如果“舍棄”了那不實在可惜嗎？
又如《勸學》一課，二十多個比喻，運用得非常巧妙，不僅生動有趣，而且文章論證力極強，極有說服力，可以說是比喻論證之最了。正因為有如此難得的良機，我們便一邊背誦，一邊分析其比喻論證的運用。后來，同學文章里也常常見到恰到好處的比喻論證。如果像王慶鋒老師說的那樣“舍棄”，那么現(xiàn)代議論文中，還有哪篇的比喻論證有《勸學》那么典型呢？
還比如說，《鴻門宴》《赤壁之戰(zhàn)》《信陵君竊符救趙》等文言文，故事情節(jié)緊張，結構特點鮮明，人物塑造得生動形象，比現(xiàn)代文某些篇章典型，突出，有學頭，為什么要“舍棄”呢？
總之，一律冠之以“舍棄”實在不妥，不科學，也不合理。文言文到底怎么教，哪篇文章怎么處理，不必先有個框框，只要有理，干就是了。至于本文所言“兩重視一并舉”，也只不過是根據(jù)我們的教學實踐，對王慶鋒老師的觀點有所醒悟罷了，面對全國語文界的行家里手以及卓有建樹的前輩們，這恐怕只是“管窺之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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