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問題 的現場
沒有真理。這差不多是后 現代 主義的唯一共識。這共識的經典表述則是,怎么都行。從懷疑,到相對,到虛無,邏輯上順理成章。反過來,從獨斷,到絕對,到決定論,結果依舊是虛無主義。虛無主義是最偷懶的思想,因為事情弄到這個份上,就什么事情都用不著干了,就這樣了,一切結束了,玩完了。只有我們的共識是“怎樣才行”的時候, 哲學 以及人類,才有繼續下去的可能。可惜,哲學式的經驗一直是,用懷疑來駁斥獨斷,又以獨斷來抵制懷疑。問題在于,懷疑駁不倒獨斷,獨斷也抵擋不了懷疑。
在這里,我們應該提問:哲學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問題上,老是糾纏獨斷和懷疑的兩端?我們能不能到“問題的現場”去看看?這是個關鍵。很明顯,哲學并不在隨便什么地方都獨斷或者懷疑——這樣的獨斷或者懷疑肯定得不到哲學的關照。哲學最大的特點是講理。什么都懷疑或者什么都獨斷,那就是什么都不講理,所以算不上哲學。但是,哲學并不在什么地方都講理。因為一個邏輯上的根本困難在于,理由需要進一步的理由,進一步的理由繼續需要更進一步的理由,依次類推,以至無窮。我們總要在某個地方不再給出邏輯理由,也給不出理由。所以維特根斯坦說,我們只能給出那么幾個層次的理由,理由很快就被我們用完了,于是就碰到了那個“堅硬的石頭”,這時候我們就只能說,“事情就這樣了,再沒有別的理由了”。康德也是謹慎的,于是說自在之物不可知。這個自在之物差不多就是康德式的“堅硬的石頭”;說“不可知”,大概的意思也是說,我們不可能在那個“堅硬的石頭”(自在之物)上再給出理由。于是,康德早就想說,對于不可想的,必須保持沉默。維特根斯坦則公開表態,對于不可說的,必須保持沉默。
但是,并不是所有哲學家都象康德、維特根斯坦那么誠實謹慎。哲學家喜歡喋喋不休,所以很不愿意沉默,哪怕前面是塊“堅硬的石頭”,并沒有辦法給出進一步的理由。這樣,問題出現了。在理性的盡頭,哲學家要么會給出一個或者幾個所謂“自明”的公理——這是獨斷論;要么因此而懷疑一切理由,聲稱一切都是虛妄——這是懷疑論。于是,我們可以說,在理性邏輯的盡頭,在那塊堅硬的石頭面前,最能夠看出一位哲學家的本來面目了。大致就這么三種,獨斷的,懷疑的,以及沉默的。能夠在邏輯/語言的盡頭沉默的哲學家,已經相當的高明了。但是,其實也很常識。因為大家都很明白,我們不可能一直沒完沒了地喋喋不休下去,話總得有個頭。關鍵的問題是,哲學需要一個什么樣的“頭”?哲學的出“頭”之日在什么地方?
問題的現場在邏輯和語言的盡頭。
于是,我們先要問:在邏輯和語言的盡頭,在人性和神性的邊界,理性和啟示存在著什么樣的兩難?這個時候,我們究竟是繼續相信力不從心的理性,還是相信神秘兮兮的啟示?這當然很難抉擇,也從來沒有清晰的抉擇。哲學家在這里倒是很狡猾,打著理性的幌子去求助于神性的啟示,同時,借著神性的權威來保證理性的牢靠。這種事情實在太便當了。卻一直能夠互相保持默契,一本正經地把買來的便宜當作真理。謊言說一千遍就是真理,更何況是哲學家的謊言?
2、事情的真相
以往哲學的根本性的問題現場發生在邏輯/語言的盡頭。我在懷疑,這是不是一個虛假的現場?一個虛假問題的虛設的現場?就是說,哲學的真正的根本問題并不發生在理性和啟示的邊界上,就好象我們人的問題并不能依靠糾纏于天堂和地獄來解決。我想說,其實我們中了邏輯的圈套,中了語言的埋伏。
按照通常的說法,哲學就是反思的,就是前提批判。這當然不錯。但是過于夸張。思想的大敵是過于張揚,過于任性。哲學出于對普遍性的特殊偏好,總喜歡把某種大致的普遍原則放縱為絕對的思想體系。舉例來說,當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的時候,他的確說出了很大的真理,但是,他得意洋洋地從這個東西開始來建設他的哲學體系的時候,他就弄出了更大的謬誤。對于所謂反思也是這樣。其實,我們也可以炮制類似的東西,比如,我堅持說,哲學就是“元-”思(meta-thinking);或者,哲學就是“后-”思(post-thinking);諸如此類。只要足夠固執,這些說法就會顯得很偉大。所以,當你說哲學是反思的時候,說出了很大的真理;但是當你說,哲學“就是”反思(沒有其他的思了),那就犯了更大的錯誤。偏執一端是小孩子的天性,但不應該是哲學家的嗜好。
哲學的問題就是在反思這個問題上過火了。正是這個地方過火了,才制造了虛假的問題和虛設的現場。情況是這樣的:反思總會先天地邏輯地要求進一步反思,于是進進一步反思,結果就遇到了邏輯和語言的盡頭。這樣給人的錯覺就是,那些邏輯盡頭上的問題就是基本最重要最根源最關鍵的問題了。這實在是個假象。因為我們中了邏輯反思的圈套。我們不幸中計了,還渾然不知,一相情愿地把它當作個寶。我現在想說,其實哲學一直在糾纏的那些問題一直是些邏輯或者語言的問題,而不是哲學的問題。也就是說,邏輯反思的盡頭所出現的問題,那些看上去朔大無比的問題,其實不過是些邏輯的/語言的問題。維特根斯坦所說,對于不可說的,必須保持沉默。還說,語言是思想的界限。其實邏輯也是這樣。邏輯和語言一起規定了想/說的邊界。但是也僅僅是界限的問題。界限是個事實,不是我們管得了的。邏輯/語言的盡頭所出現的問題是不能邏輯地/語言地解決的。邏輯/語言上的最后困難只能哲學地解決。但是,哲學根本性問題和困難并不能輕易邏輯/語言地解決。萊布尼茨曾經設想一種人工數理邏輯語言,目的是,如果出現什么哲學的爭執,那就用不著爭論,“讓我們來算一算吧”。萊布尼茨就是想把哲學問題邏輯地解決。后來的 分析 哲學,尤其是邏輯實證主義,也表述了一個相似的方案,他們說,哲學就是澄清語言的意義。他們的理想就是通過對語言的邏輯分析來解決哲學問題。到現在,他們的努力除了還有點技術/ 方法 上的意義之外,沒有什么用處了。于是,我想再強調一遍,哲學的困難不能語言/邏輯地解決,相反,邏輯/語言的困難到是必須哲學地解決。
現代哲學過于迷信語言了,就好象近代哲學迷戀邏輯一樣。很多哲學家都不愿意把語言作為工具來看待。海德格爾就夸張地說,語言是存在的家。甚至有人說,不是我們是說話,而是話在說我們。諸如此類。這些說法的確足夠驚世駭俗。但是我要說,真理往往是樸素平實的。當然沒有低估語言的重要性的意思。把語言當作工具絲毫沒有低估語言的意義。因為沒有工具人就沒法活。但是,語言卻并不具有那么重要的存在論意義。我們生活在生活/世界中,而不是語言/邏輯世界中。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人生活在語言/邏輯世界中,但也僅僅是在如下意義上:人僅僅是生活在生活/世界的語言邏輯中。語言/邏輯是個無限開放的可能世界,它們通過某種方式,可以“說出”任何多種可能世界。但是,很明顯,我們并不對所有語言的可能世界都在乎。這里的一個存在論根據是什么?不是別的,而是生活/世界。人們為什么老說,“說得到好聽”、“說得比唱得好聽”、“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等等。這就很說明了人們并不是對任何語言意義上的可能世界都很在意。也很說明了,人們真正在意的是生活/世界——對語言的可能世界的評判根據就是生活/世界。
現在我要指出,當我說哲學的很多問題是假問題的時候,并不是說那些問題過于形而上,沒有辦法徹底解決。其實哲學的問題本身就是沒有徹底解決的可能性。所以如果取消那些問題,就必須全盤取消哲學。我說哲學的很多問題是假問題,意思是說,哲學過于把邏輯的/語言的問題當做哲學的問題,并且過于相信哲學的問題可以邏輯地/語言地解決。也就是說,哲學所關注的某些朔大無比的問題,其實僅僅是邏輯/語言上的問題,而哲學的解決方案也是邏輯/語言地解決。再直白點說就是,哲學 研究 是不是哲學,而是邏輯/語言。哲學沒有屬于自己的問題。
這就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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