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制度本是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但近代合同制度在其沿革中，已經超出民商法范疇，擴展到法律的各部門和法學各領域。合同涵蓋的關系日益復雜，其外延擴大而導致內涵減少，合同已成為一種形式化的法律制度 .環境法在協調環境資源的公共性所要求的國家管理意志與私人性所要求的個人意志時，可以借助合同這一外在形式，建立統一的環境合同制度，以實現環境法的目標價值。在環境法實踐中，已經出現了環境使用權交易、旅游資源利用、水權轉讓等利用合同制度的作法。對這些法律現象的研究如果能夠整合合同制度理論和環境法理論并加以抽象、深化，無疑將極大的完善環境法理論和制度體系，也將促進環境法的實踐發展。

一、合同形式：環境合同的外觀

　　羅馬市民法要求契約有嚴格的形式，當事人合意的因素反而顯得無足輕重 .而之后的羅馬萬民法上的諾成契約，與市民法上的要式契約完全不同，契約的成立無須任何形式，僅以當事人的意思為要件，契約也只有在當事人均同意時才能解除，而締約形式被徹底排除于契約有效要件之外，成為當事人內在意志的象征 .羅馬市民法上的諾成契約在確立現代契約概念的同時也導源了契約自由原則，成為契約自由思想的真正歷史源頭 .

　　近代民法繼受了羅馬法的契約自由原則，并進一步發揚光大，使之成為構建近代民法的基礎之一。契約自由是近代合同制度的核心和靈魂，它包含有兩層緊密聯系又相互區別的意思：一方面，它指明契約是建立在相互意見一致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它強調指出契約的產生是不受諸如政府和立法干涉等外來拘束所妨礙的自由選擇的結果 .正如阿蒂亞所言，契約自由的精神表現為，首先，契約是當事人相互同意的結果，其次，契約是自由選擇的結果 .

　　但是，契約自由作為一種理想，自它產生的那一天起就與現實生活存在巨大的差距，只是近代的社會經濟條件尤其是自由競爭理念為其發展提供了較大的空間?，F代的社會經濟條件的巨大變化，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干預理念的發展導致了民法上契約自由原則的衰落，契約自由與契約正義的劇烈沖突使契約自由原則至高無上的地位被動搖，不得不對其加以限制以伸張契約正義。表現在 ：誠實信用原則等一般條款的繁榮；附隨義務的強制性；締約上過失與約定上禁反言的規定；立法和司法對合同的干涉，如強制締約、默示條款、標準合同、情勢變更原則的適用；契約相對性原則的突破；弱者保護；關系契約理論的產生，等等。這些變化促使合同向確定權利義務的形式回歸。

　　民事合同制度由近代到現代的發展，是作為合同實質的當事人意思自治逐漸淡出合同的中心地位，而合同作為確定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協議這一形式作用日益突出的過程。而且，當國家立法和司法裁判直接對合同作強制性約束時，合同已不再僅僅是當事人的共同意志，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家所代表的社會普遍意志。合同逐漸成為形式。

　　民事合同雖然顯現出由意思自治的實質向形式化 發展的趨勢，但如果再進一步，當意思自治因素不占主導地位時，將不成其為民事合同；在民事合同領域，意思自治始終是合同的本質方面，只有在意思自治與社會正義發生直接沖突時，意思自治才被舍棄。因此，民事合同的基礎或者核心仍然是意思自治。但是，民事合同的形式化變遷，卻為其它法部門利用合同形式實現本部門法的目標或者改善本部門法的調整手段提供了途徑與方法，并為其它部門法建立自己的合同制度提供了思路。現代行政法等部門法對民事合同制度的借鑒正是如此，它們利用了合同作為確定權利義務的形式，形成了行政合同、經濟合同和勞動合同。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在民法以外的法律制度中，所謂的合同僅僅是確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的法律形式，而不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民事合同意思自治的本質。當然，其他合同制度也有其本質特征，但肯定不是完全意思自治。因此，相對于民事合同而言，其他合同的產生是其他部門法對民事合同借鑒的結果，是一個剔除本質，僅留形式的“形式化”過程。

　　黑格爾對合同本質的總結是：契約雙方當事人互以直接獨立的人相對待，所以契約（甲）從任性出發；（乙）通過契約而達到定在的同一意志只能由雙方當事人設定，從而它僅僅是共同意志，而不是自在自為地普遍的意志；（丙）契約的客體是個別外在物，因為只有這種個別外在物才受當事人單純任性的支配而被割讓 .這種在個人主義思想主導下對合同的經典論斷，在由于社會經濟條件變化、個人主義思想受到質疑而引發的合同形式化過程中逐漸被突破。

1、絕對意思自治（任性）的淡化

　　契約自由原則發展的社會經濟基礎是自由資本主義。作為對等級和特權社會的反叛而產生的自由平等觀念，以政治上的為權利而斗爭和經濟學上的自由放任主義為背景，反映在法學上“從身份到契約”的法史觀，奠定了契約自由原則的現實和理論基礎。當個人主義思想發展到極致時，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F代市場經濟條件，從更加注重公共領域的社會觀念、國家干預的經濟思想，到法學上從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最終使完全的契約自由失去了現實和理論的根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放棄契約自由原則，轉而注重合同確定權利義務的形式，是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合同制度發揮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作用的最佳選擇。拋棄了完全意思自治的本質，合同就有可能超越民法的范疇，作為一種確定權利義務的形式而為其他部門法所借鑒。當然，任何合同作為當事人之間的“協議”，都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方當事人的意志，否則將失去其個別調整的價值。因此，合同應或多或少保留意思自治的成分。

2、普遍意志的介入

　　民事合同“只能由雙方當事人設定，從而它僅僅是共同意志”。但由于社會生活的組織化、技術化、法則化使得合同的重要性增加，普遍意志對合同的介入和規制則越來越細、越深 .在這一過程中，合同逐漸揚棄了作為本質的個別契約自由，而成為以遵從社會普遍意志為前提而設定權利義務的一種形式，主要表現在 ：對主體強制性規范的增多，對合同內容的限制增多，對合同進行監督、管理的政府機關的設立，政府在從事經濟活動和管理中對合同的運用，以及合同解釋原則的變化等。普遍意志對合同的介入直接限制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從而使合同成為國家進行個別調整的方式，成為國家意志和個人意志互相融合進而設定權利和義務的一種法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