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促進一國科技創新能力提高的研發政策必然是一套系統性的政策。以整個國家為研究對象，從自身國情出發，考察研發政策對該國科技產業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作用和影響。提出符合我國國情的研發政策，以期提高我國科技創新的自主研發能力。

關鍵詞：科技創新；自主創新；研發政策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和知識化的程度不斷加深，各國之間的競爭焦點逐漸由土地、資源礦產等傳統生產要素轉向人才、技術等新生產要素。高新技術產業因為其高智力投入、高效益、低污染、低消耗的特點及對傳統產業巨大的帶動作用正在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競爭的主戰場。我國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開始研究高新技術并盡力實現其產業化，在９０年代初開始建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近年來，高新技術產業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并且為我國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提供了大量的技術支持，產生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是，與此同時，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許多高新技術領域還存在著核心技術知識產權缺失的問題。當前我國傳統產業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低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帶動作用不明顯的現實確定無疑。因此大力度推進技術研發，掌握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促進產業升級成為當務之急，而構建一個促進自主研發能力提升的政策環境也就成為重中之重。

１國內外文獻回顧

　　１．１國外文獻回顧

　　Ｒ＆Ｄ政策對整體經濟的增長至關重要，它的有效性取決于和廣泛的經濟增長政策融合的程度。西方學者對Ｒ＆Ｄ政策的研究是圍繞著私人Ｒ＆Ｄ投資的市場失靈進行的。喬治泰奇認為Ｒ＆Ｄ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消除造成市場失靈的障礙。Ｒ＆Ｄ投資的市場失靈主要體現在私人對Ｒ＆Ｄ投資的不足。這種不足又體現在兩個方面：（１）對Ｒ＆Ｄ投資的總量上的不足。（２）對Ｒ＆Ｄ某一特定階段投資的不足。

　　西方學者認為造成市場失靈的主要因素有：（１）技術和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２）創新公司成果的專用性。企業在初期Ｒ＆Ｄ過程中所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使得企業偏向于減少總的Ｒ＆Ｄ投資或者犧牲長期項目投資而將投資轉向短期的Ｒ＆Ｄ項目。同時由于部分Ｒ＆Ｄ項目本身的復雜性和資本密集性因素使得個別Ｒ＆Ｄ公司承擔了過多的風險，比如現在的一些Ｒ＆Ｄ項目過程越來越復雜，因此需要交叉的學科隊伍而這些條件往往超出了單個公司的能力。另外，一些Ｒ＆Ｄ項目本身就是資金密集型的，太過昂貴無法滿足公司Ｒ＆Ｄ戰略的多樣化需要。一些Ｒ＆Ｄ過程本身所需要的時間比較長，對于私人公司而言，這意味著公司的Ｒ＆Ｄ投資很可能無法獲得可接受的回報。西方學者經常提到的預防Ｒ＆Ｄ市場失靈的政策工具有：Ｒ＆Ｅ（研究與實驗）稅收抵扣、政府直接資助、稅收所得稅和合作研究。西方學者認為針對不同類型的市場失靈，首先要考慮的是確定市場失靈是阻礙了總的Ｒ＆Ｄ投資還是阻礙了對Ｒ＆Ｄ某一特定階段的投資。針對這兩種情形，所需要的政策工具在本質上有著很大的區別。稅收政策在解決總的Ｒ＆Ｄ投資不足上更加有效而直接資助在解決對Ｒ＆Ｄ某一特定階段或某一特定種類的技術投資不足的市場失靈問題時更加有效。不論哪一種情況，都需要設計和執行一種特定的機制來解決特定的市場失靈問題，但這一機制不應誘發對沒有受到市場失靈影響的領域的投資，即防止產生政策漏出效應。這也成為西方學者評判Ｒ＆Ｄ政策有效性的一個標準。許多西方工業化國家也一直在采用政府直接資助的政策。政府會采取各種各樣的戰略計劃，這些計劃主要集中于受市場失靈影響顯著的Ｒ＆Ｄ共性技術研究階段。在這些計劃中，大部分的資金以成本分擔的形式提供給了私營部門。政府同樣也可以考慮對單獨某個企業的Ｒ＆Ｄ活動進行資助，因為一個新技術在其生命周期的早期經濟活動中總是以最小規模的形式進行的，而且在當時一般會以“幼稚產業”的形式出現。該企業可能是大企業也可能是小企業或者初創企業，但是，一般而言，只有當聯盟研發的方法不合適時，才考慮對單個企業進行Ｒ＆Ｄ贊助。西方學者還普遍注重技術基礎設施的作用。這種技術基礎設施包括基礎科學、共性技術、基礎技術和產業標準。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高科技領域的競爭逐漸加劇使得政府所承擔的任務更加繁重，除了負責支持基礎研究以外，還應該大量投資于新的，以技術為基礎的基礎設施以支持國內的產業發展。

　　１．２國內文獻回顧

　　中國學者對Ｒ＆Ｄ政策的研究起步在西方學者之后，而且與西方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同，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逐漸完善的階段。中國學者的研究更多的圍繞著現有政策的不足之處進行的。一方面，中國學者充分注意到了西方學者提到的Ｒ＆Ｄ市場失靈的現象，提出一些政策建議，另一方面中國學者也注意到中國社會的Ｒ＆Ｄ資源分布不同于西方社會的現實情況。對Ｒ＆Ｄ政策的定義，趙赟莉，羅龍濱（２００７）認為Ｒ＆Ｄ政策是國家科技政策的一部分，它通過對Ｒ＆Ｄ活動如Ｒ＆Ｄ的投入、運作、產出、轉化等，進行引導、干預、控制，把國家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意志轉化為Ｒ＆Ｄ活動主體的行為規范。它既包括Ｒ＆Ｄ總的戰略原則和指導方針，也包括具體的政策措施。郭婭娟（２０１０）認為Ｒ＆Ｄ政策是政府為激勵、協調Ｒ＆Ｄ活動，促進Ｒ＆Ｄ成果產生及擴散的行為準則，主要包括指導、管制、資金資助等內容。Ｒ＆Ｄ政策具有導向、協調和控制作用，是區域經濟增長的有力支撐。對Ｒ＆Ｄ政策工具的研究，熊維勤（２０１１）對中國的Ｒ＆Ｄ財政補貼政策進行了研究，認為基于研發結果的補貼比事前補貼效率更高。一方面，可以有效規避企業對政府的財政補貼的無效使用甚至欺騙，另一方面，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事前補貼使政府難于選擇恰當的補貼對象。但是基于結果的補貼無法解決創新企業可能面臨的財富約束問題。梁彤纓，馮莉，陳修德（２０１２）根據我國各省份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稅式支出、財政補貼這兩種政策工具的Ｒ＆Ｄ政策效果，得到如下結論：這兩種政策工具能夠積極的促進企業籌集科研資金，尚未對我國企業籌集研發資金產生擠占效應。兩者相比，稅式支出對企業研發經費和人員的投入的促進作用更大一些。因此，政府應該以稅式支出為主，同時加強對企業科研補貼的管理，以更好地促進企業開展研發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