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應芳研究綜述論文

實用文時間：2021-08-31 手機版

　　[摘要]謝應芳是元末明初的理學名人，著名隱士，留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古人對他思想的評價多重篤志衛道的一面，偶爾提及他隱逸的方面，并不全面。在對他的作品的評價上，古人多重思想內容，集中闡述其作品淳化風俗、關切民隱的方面，很少涉及其藝術特點，也不全面。今人對謝應芳的研究無論在思想、作品上都有欠全面和深入。

謝應芳研究綜述論文

　　[關鍵詞]謝應芳研究綜述古人評價今人研究

　　謝應芳（1296-1392）字子蘭，自號龜巢老人，江蘇武進人，生活于元末明初。謝應芳一生好學，以讀書為樂，“我生無他長，耽書竟成癖”[1]（卷四）。他學識淵博，有“大雅才，胸藏經史庫”[2]（p190）。元朝末年，社會動蕩，戰火波及大半個中國。謝應芳的家鄉也發生了戰亂。他被迫攜家人逃往吳中，在外整整漂泊了十八年。后來江南戰事平定，他才重新回到家鄉。戰亂歸來后，他隱居家鄉的芳茂山，直到去世。謝應芳在當地頗有名望，很受士人和官員的推崇。《嘉慶重修一統志》記載他“德望重于東南。”[3]（p12）《明史》也記載：“（謝應芳）避地吳中，吳人爭延致為弟子師……達官縉紳過境者，必訪于其廬。”[4]（p7224）在他死后，“吊唁者幾遍宇內”[2]（p157）。雖然在當地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謝應芳始終沒有做官，只以一個教書先生的身份終了一生。謝應芳一生清貧，生活上常常陷于困境。但他從不以貧為意，泰然處之，“一室蕭然，晏如也”[4]（p7224），顯示出超然的隱者風范。

　　謝應芳在當地享有很高的名望，但是他蔑視功名利祿，追求自由安閑的生活狀態。他屢次得到當地官員的推薦，卻始終不肯出來為官，過著隱逸的生活。謝應芳一生基本靠教書和農耕為生，處境極為貧寒，經常忍饑挨餓。比如在《謝許克敬六月惠炭》中他寫到了自己年老體衰還要受嚴寒之苦的情景：“去年臘月人凍死，我亦牛衣眠不起。家僮赤腳令采樵，日暮歸來墮雙指。”[1]（卷五）在嚴寒之中，很多人凍死了，年老體衰的自己躺在牛衣（用麻或草織的給牛保暖的護被）里勉強渡過了冬天。為了取暖，家僮不得不一大早光著腳出外采一些散木，日暮回來后手指都凍斷了。雖然處境如此艱難，謝應芳依然堅持過隱逸的生活，并且表現出知足有樂的心態。比如他在詩中寫道“儂亦自知足，做詩謝天公”[1]（卷十七）（《負暄》），“眼前能自足，身外更何需！”[1]（卷三）（《和徐仲剛歸田》）粗糲的飯蔬，不僅淡而無味，有時其實是難以下咽的。謝應芳卻認為其中的味道不亞于山珍海味，“蔬食猶膏粱”[1]（卷四），“藜床甘且寢”[1]（卷四），有無窮的樂趣在其中。對于謝應芳的隱逸行為，后人極為推崇。明人毛憲在《景賢錄原序》中也稱其“遯世高風，回邁流輩”[2]（p175）。

　　古人對謝應芳的評價更多的是集中在篤志衛道、發揚理學的精神上。謝應芳一生信奉儒學，認為“九流百家莫大于儒”[1]（卷六）（《蕓室記》），尤其篤信程朱理學，“少穎悟，好讀書，尤潛心宋儒之學。”[2]（P167）謝應芳一生身體力行，努力實踐理學思想。他從小就嚴守理學所倡導的言行規范。明人段民在《龜巢先生傳》中說他“自幼潛心宋儒之學，守其繩墨，斤斤不失尺寸”[1]（p169）。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謝應芳一生始終以移風易俗為己任，“事事維持倫紀，言言扶植綱常”[2]（p163），努力改變有違于儒道的社會風俗，堅決捍衛理學精神，捍衛儒道在社會中的地位。比如《靜嚴公邀同族中謝士鰲等請建專祠呈詞》中便記載了謝應芳許多篤志衛道的事跡：“（謝應芳）清議而扶持明教。學中去土神之配，吳中撤范蠡之祀，皆以明大義而振人心。常郡復道鄉之墓，蘇郡修元公之祠，無非勸忠孝而維名節也。”[2]（p159）

　　對謝應芳篤志衛道的舉動和發揚理學的精神，歷代政府和儒者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比如清朝政府公認他是“理學名賢”[2]（p161），把他視為扶植名教的楷模。明人毛憲在《景賢錄原序》中說道：“元季以來，道日晦塞，三綱淪滅，禽獸逼人，又何啻老佛而已！當時以道鳴者，偃然都高位而無所救正，而況其他乎！先生崛起其間，本諸醇篤之行，濟以精博之學，遁世高風，遯世高風回邁流輩，而其見于言者皆民物則之訓。所以距淫辭，息邪說，明天理而正人心者，居然可見。時雖不偶而力障狂瀾，志則偉矣！”[2]（p175）這樣的評價在關于謝應芳的歷史記載中比比皆是。

　　謝應芳一生著述頗豐。據《龜巢先生行跡》記載他著有：“《辨惑編》五卷、《思賢錄》五卷、《懷古錄》三卷、《毘陵續志》十卷、《龜巢稿》二十卷，又《汲古錄》、《東里志》、《延陵小記》若干卷。”[2]（p169）今天可以見到的有《龜巢稿》、《辨惑編》、《思賢錄》和《懷古錄》四種。其中謝應芳的存詩將近兩千首。謝應芳的作品內容非常豐富，全面反映了他的思想。通過這些作品可以看到謝應芳的思想具有復雜性和豐富性。他不僅有篤志衛道、發揚理學精神的一面，也有超然隱逸的一面，同時也有著一定的出世思想。

　　對于謝應芳本人的評價，古人多看重他思想上篤志衛道的一面，對他思想中隱逸的一面雖有所提及，但是很少。對謝應芳作品的`評價也是如此。古人對其作品的評價多從思想內容著眼，而且基本都從他作品淳化風俗、關切民隱等方面的思想內涵進行評價，非常看重其教化作用。如《毘陵人品記》中言：“其所述皆以正人心、息邪說為主。”[5]（p151）清人沈德潛評價他：“所著詩文雅正醇茂，薈萃經史之腴。凡夫崇論閎議，長歌短謠，多有裨世教。”[2]（p156）等等。

　　對于謝應芳作品中超然隱逸的思想和入世的思想，古人基本上沒有提及。古人也有對謝應芳作品的藝術表現方面進行評價的。如《明史》言其“詩文雅麗蘊藉”[4]（p7225）。但是這方面的內容很少。

　　可見，古人對謝應芳作品的評價并不全面，體現了一定的思想局限性。

　　綜上所述，謝應芳的作品數量很多，而且全面反映了他豐富復雜的思想，具有比較高的研究價值。同時謝應芳一生都篤信理學，并且為了捍衛理學、發揚理學終生奮斗不息，是一個極受古人推崇的理學名人，在理學史上也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是研究理學不應忽視的一個現象。但是，今人對謝應芳的研究很少。關于今人對謝應芳的研究，筆者僅搜集到三則，其中兩則出自文學史著作，一則為單篇的論文。

　　黃拔荊的《中國詞史》提及了他的詞在題材上的特點：“表現出強烈的反戰情緒；鄙視功名利祿，感慨身世不幸；其詞數量最多的是表現他閑云野鶴似的隱者生活風貌”。作者認為第三類詞“多屬沿襲傳統的表現手法，所用的語言、詞匯、典實，基本上也是老一套，缺乏新意，使人有似曾相識之感。加上不少作品意境相同或相似，雖時有佳句，而名篇卻是寥寥無幾。其中比較清順可讀的只有數闕。”[6]（p632-635）

　　楊鐮在《元詩史》中將謝應芳列在“避難詩人”一節，寫道：“……作為真正的隱士，身處江山易代，秩序顛倒之際，幾十年歲月安然以對，德享高壽。謝應芳可以作為這一類人的典型”。“晚年學行益劭，達官縉紳路經本郡，必到他家相訪，他家中一室蕭然，僅以布衣韋帶與來訪者接談……其詩被世人評為可與傅若金相伯仲。《龜巢稿》中多有關于元末戰亂的紀實之作，又證史之用。謝應芳文章則多為應酬而作，缺乏特點。由于他年壽極高，交往面也很廣泛，唱和酬答時間跨度較大，相比而言，這類作品一般較真誠坦率。他是元代詩人中年壽最高的一個。”[7]（p563-565）

　　王廣超的文章《謝應芳詞初論》結合謝應芳的具體詞作闡述了其詞的思想內容主要包括三方面：“藝術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現實，表達了元明易代之際普通老白姓的心理感受”；“表達了身處異代的遺民感受”；“抒發了一些閑適之情”。這篇文章還闡述了謝應芳詞的散曲化傾向：“大量運用俗語和口語”；“無論是長調作品，還是短調作品，多用散文化的句式來寫詞，在語義上，句與句之問聯系較緊，意義也比較連貫”；“作詞韻腳密而多；具有散曲風味。”[8]

　　可以看到，今人對謝應芳有所關注，對他做出了一些客觀正確的評價。如“身處江山易代，秩序顛倒之際，幾十年歲月安然以對，德享高壽”，“其詞數量最多的是表現他閑云野鶴似的隱者生活風貌”便準確把握了謝應芳思想中的隱逸方面。“這類作品一般較真誠坦率”的評價，也符合他詩歌創作的實際情況。他們的論述中也都涉及到了謝應芳作品對戰亂生活的反映。尤其是王廣超的文章《謝應芳詞初論》從思想內容和藝術特點兩方面對謝應芳的詞進行了闡述，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謝應芳詞的特點。

　　結合謝應芳的全部作品，會發現今人的研究并不全面和深入。首先，這些研究多局限于謝應芳的詩與詞，很少涉及文章，并不全面。謝應芳的文章數量很多，其中大量篇章不僅極富藝術性，而且鮮明地體現了謝應芳的思想，是研究謝應芳絕對不可忽視的材料。其次，對于謝應芳的思想研究和認識不夠全面。謝應芳的思想很豐富，既有超然隱逸的一面，又有入世思想，尤其是具有強烈的篤志衛道思想。今人的研究對謝應芳的思想研究雖然有所涉及，但是非常簡略。而且這些研究絲毫未涉及謝應芳篤志衛道的一面。所以今人的研究遠遠不能反映謝應芳思想的全貌。再次，對于謝應芳詞思想內容的研究也不夠全面。縱觀謝應芳的詞作，他的詞雖然數量不多，但是所表現的思想內容也比較豐富。其中有超然隱逸的思想，有知足有樂的情懷，有強烈的否定功名的意識，有功業未成的悲哀，有戰亂之中的特有情懷等。今人則只注意到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崇尚唐宋詞的審美趣味，這些研就對謝應芳詞的評價也多偏頗之處。比如前述《中國詞史》所言：“多屬沿襲傳統的表現手法，所用的語言、詞匯、典實，基本上也是老一套，缺乏新意，使人有似曾相識之感。加上不少作品意境相同或相似，雖時有佳句，而名篇卻是寥寥無幾。其中比較清順可讀的只有數闕。”便是以唐宋詞的審美趣味來要求金元詞而得出的結論，并未認識到金元詞不同于唐宋詞的獨特審美價值。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謝應芳具有不小的研究價值。但是古人和今人對謝應芳無論是從思想上，還是作品上的研究都不夠，而且他們得出的結論也多有偏頗之處。這些都有待于后人匡正、補充。

　　參考文獻

　　[1]謝應芳，龜巢稿[A]四部叢刊三編（集部）[C]上海：上海書店，1985

　　[2]謝蘭生，龜巢先生祀錄[A]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19冊）[C]北京：線裝書局，2003，4

　　[3]嘉慶颙琰，嘉慶重修一統志[A] 四部叢刊續編本（第88卷）[C]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4]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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