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后感就是把所讀到的，記到的，在文中有啟發的用文字記錄下來。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南渡北歸讀后感，歡迎閱讀參考！

　　《南渡北歸》 讀后感篇1

　　看過《南渡北歸》后，只想再悲嘆一次：21歲了，我才明白真正的中國歷史。

　　小學到高中，我花了12年時間學習歷史。高中時，歷史成績常常全班第一，也是文科班的尖子生。不過，上大學四年，我才發現之前學的歷史教材，錯誤的知識占到一半，甚至還多。這是什么樣的感慨呢？生在這樣的時代，年輕人，繼續努力吧。

　　該著作分三部，約180萬字，包括《南渡北歸—南渡》、《南渡北歸—北歸》、《南渡北歸—離別》。書的封面寫著一段話，頗具震撼力，“首部全景再現中國最后一代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遷的史詩巨著”。封面下半部分寫著八個大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然后就是9個大師的肖像，有胡適、蔣夢麟、傅斯年、張伯苓、魯迅……樂哥在第一頁批了八個字，“大師遠去，專家橫行”。

　　回想起高中和大一大二時期讀小說，《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日》、《小二黑結婚》……這些所謂的名著都是歷史書上推薦的，它們花費了我好久的時間，讀完之后也帶來了許久的感動。

　　但是，當看過《南渡北歸》后，突然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原來民國期間還有這么多偉大的科學家、教育家、哲學家、文學家，為什么中學時期的教材不向我們著重推薦他們，而單單選擇介紹郭沫若、沈從文、何其芳、吳強、孫犁這些人。

　　梁啟超、王國維、胡適、傅斯年、李濟、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朱家驊、吳宓、陳寅恪、曾昭掄、董作賓、曾昭橘、葉企孫、劉文典、俞大維……可嘆這些人物竟然不能夠在中國歷史書中占據一些地位。還有盧作孚、張自忠、方先覺……看著這些感天動地的事跡，我想抹眼淚。總有一天，他們會走出歷史的角落，成為受人們尊敬的人。

　　西南聯大數百人旅行團，從長沙到云南，徒步3000多里，這樣的壯舉令今天的大學生汗顏。更發人深思的是，過路百姓，甚至土匪也主動對他們加以照顧，為民族之未來保存希望。跟隨保衛學生的軍隊官兵，在完成任務后婉拒了學校的酬謝。如此義舉，怎不動容。

　　作為史語所所長兼臺大校長的傅斯年，臨死前急著寫文章拿稿費，讓其妻買一條棉褲御寒；董作賓主持史語所建造辦公大樓和宿舍工程，一晃幾年過去，眼看一座座樓舍立起，而董家生活依然極其艱難。當時建筑業與學術機關的知識分子，很少搞建筑拿回扣。對比今世“站起一座樓，富起一群狗”或“建成一條路，倒下一群狗”，往事實不堪回首。

　　梁再冰最初報考清華大學，未被錄取。林徽因曾懷疑清華判分有誤，當通過有關人員調看女兒的試卷之后，認可無誤，遂讓梁改投北大，并被西語系錄取。梁從誡報考清華建筑系，因2分之差未被錄取，不得已改為歷史系。后世很多人認為憑借梁思成夫婦的地位和權力，遂兩個孩子心愿是件并不難辦的事，但梁思成夫婦沒有這樣做。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清華乃至整個教育界的風氣尚屬清廉，還沒有太大的歪風邪氣，教授們的思想差不錯都是這樣，特殊的例子倒是少見。

　　當知識分子一個個被打成“右派”時，當他們一個個走上絕路自殺時，當文革后清華要為吳晗立雕像旋即遭到質疑時，我只想在說一句：歷史終將還世人公道，即使需要一百年。

　　《南渡北歸》 讀后感篇2

　　通常說起歷史，人們多會想起一些著名的戰役，想到的是戰士們的英勇獻身，但是這部《南渡北歸》卻帶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讀歷史。大家都知道魯迅棄醫從文，用思想來影響國人，但其實，大師們所做的還遠不止這些。

　　書中記載了這么一段歷史：1930年9月，梁思永等人到東北進行考古調查，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研究奠定理論基礎和科學依據，也才有了兩年后有傅斯年撰寫的《東北史綱》，書中第一條便是“近年來考古學者人類學者在中國北部以及東北之努力，已證明史前時代中國北部與中國東北在人種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此事實依據駁斥了日本人“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理論，給日本“指鹿為馬”者當頭一棒，為中國人大出了一口志氣。

　　我想，這也就是為什么當初梁啟超堅持鼓勵自己的兒子學習考古，盡力發展國內的考古業的原因了吧。文人們有自己捍衛國家尊嚴的方式，相比上戰場沖鋒陷陣，文人們所做的更多是幕后的事，而這些，又如藺相如和廉頗文武共行般是不可或缺且相輔相承的。

　　這本書，帶給我更多感動的則是那一代大師們在戰亂中奮力保護祖國文化，傳承祖國文化的那種堅持，數年顛沛流離，數次哀嘆山河破碎，可也許是時代造英雄，這一代文人們在艱苦的環境中依舊保留了進行學術探究的嚴謹態度，也才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一本本著作，和那些一點一點被搶救回來的文化。

　　而對這一歷史溫情感受最深的60后作家岳南也傳承了這種精神，這本《南渡北歸》他寫了八年，數次進行實地考察，就如他在采訪中所說：“我看到他們當年用什么鍋，睡的什么床，描寫的時候就更加真實。”而大家也會發現，書中的每一個部分，都有詳細的解釋并附上了具體的資料來源。

　　最后說一說這本書的封面一行大字：“大師遠去再無大師。”我想這也許是欠妥的，不同的時代需要不同的人才，現在也有著很多為發展而努力奮斗，作出大貢獻的青年人。但這句話也應該作為對后世的一個警示，在爭著評教授職稱，為金錢所迷惑雙眼的現在，更應該有些人能夠一心撲進科學，把全部生命奉獻給自己所從事的學科。

　　推薦這本書，就如作者岳南所說的這樣，希望你們能在這套書中讀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種，歷經苦難而不悔的那種，生活的勇氣和精神得到張揚的那種”歷史溫情。

　　《南渡北歸》 讀后感篇3

　　這本書我讀了很久，期間中斷了一段時間。擱置的那段時間，又添了許多新書，但想著這本書實在很不錯，所以還是讀完了。《南渡北歸》系列總共有三本——《南渡》、《北歸》和《離別》，是一幅恢宏的民國知識分子命運變遷的群像畫，即群體人物傳記。不同于一般的單個人物傳記，這本書整體架構是時間軸，再在時間軸上“橫切一刀”，把在橫截面上要重點描寫的人物作詳細刻畫，而該人物其他時間段上的經歷一筆帶過，等到寫下一個橫切面時，繼續把之前的人物的經歷“拎過來”接著寫，所以在看單章的時候，思緒會稍有些散，只有把好幾章看完以后，才能對一個人物的命運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北歸》包含的歷史時間段大致在1937年至1940年前后，但書中對于一些活躍于這段時期的知識分子的個人的成長過程也著墨甚多，所以時間跨度很廣。書中描寫的主體是原本活躍于各地高校或研究機構、而戰爭爆發后，隨著學校的遷移而輾轉于全國多地的知識分子，比如王國維、趙元任、胡適、陳寅恪、傅斯年等等；描寫的事件也基本與這群人相關。而對于當時的大環境，比如黨爭，比如戰爭本身，都只是點到即止；即使描寫到，也只是為了刻畫某個人物，所以書中內容看起來比較“純粹”。書中容納了大量的真實史料，這一點從每一章后面多達二十面的注釋就可見一斑（全書共十一章）；注釋的內容多是所描寫人物的日記、書信、作品以及親近之人的口述等，所以足以見書中對人物刻畫時都是基于事實，而非信口雌黃。

　　書中的人物，大多活躍于這幾個學術機構：北京大學（北大），清華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國立南開大學，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及其下屬機構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中國營造學社等。在空間上著重描寫的，主要有北京（當時的北平），長沙，昆明和四川南溪李莊等。

　　整本書的故事主線其實很簡單：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城淪陷，于是原在北京的高校，以及南開大學和長沙臨時大學，被迫遷往云南昆明，共同組建成西南聯合大學；后來戰事惡化，昆明也遭到了嚴重襲擊，于是西南聯大及相關的人員和科研機構又被迫遷往四川李莊。但在這段時期之內，發生了許多令人動容的故事，讓人既感慨于山河破碎、人民命途多舛的凄涼，又感慨于這些知識分子對知識的熱愛，甚至要勝過對自己的生命；也正是這種熱情，才讓眾多中華文化中的瑰寶，免于戰火的涂炭。

　　1937年的中國，遍地狼煙。生長于這片土地上的知識分子們也同樣不能免于戰爭的苦難，諾大的中國，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日本軍隊進攻北平和天津時，并沒有顧忌城市中的高校，反而把炮口對準了這些地方。南開大學當時基本被炸成廢墟，北大和清華校園里，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獻都在轟炸中飛灰湮滅。在遷往昆明時，各高校為了能在昆明繼續教學研究，可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盡一切辦法搬運教研物資。不僅是圖書，當時自然科學中的動植物標本、考古發現的珍貴文物，都紛紛從陸路、水路運往昆明，期間經歷的艱辛不言自明，甚至還因為船翻了而使不能沾水的古籍損失了一部分，實在令人扼腕。當時日本空軍在中國多地進行不加區分的大轟炸，百姓被炸死炸傷者不計其數，所以，書中對于師生跑警報、躲避轟炸有許多描寫。第五章“弦誦在山城”和第十五章“國破花開濺淚流”里，刻畫了當時昆明城頻繁遭空襲時的眾生百態。令人稍感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一些學生因為“跑警報”（有日軍飛機飛過城市上空時則拉響警報示意民眾到城外或防空洞躲避）過于頻繁而逐漸麻木，反其道而行之，趁著別人都去“跑警報”、室中無人時，盡情使用平常因為太稀缺而使用不上的資源，比如水；甚至還有年輕的學生們在跑警報時產生了感情，書中描寫：“同學跑警報，成雙成對者越來越多。跑警報說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難，但隱隱約約有那么一點危險感，和看電影、遛翠湖時不同。這一點危險感使兩方的關系更加親近了??”但這終究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都掙扎于炮火中苦不堪言。眼見昆明也陷入戰火，西南聯大于是又被迫遷往四川南溪李莊。在李莊，雖然相比于昆明，類似于炮轟這種苦難要減輕許多，但教學、研究和生活的條件也都十分艱苦。不論是糧食、醫藥還是衣物，都面臨僧多粥少的窘境，大學的教室、宿舍和辦公地點嚴重短缺，不論是當地學堂還是山頭上的山寨，能征用的都被征用了，甚至“辦公室”與牛棚僅一墻之隔，也根本沒有挑剔的余地。以上寫到的這些，只是艱苦環境的冰山一角，真的很難想象，當時的這些追求知識與真理的人們，是憑著怎樣一種信念，在咬牙支撐著。

　　即便是環境這樣惡劣，這群知識分子也始終潛心學術，甚至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過，在我國考古史上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發掘工作，比如河南殷墟（甲骨文、彩陶與仰韶文化）遺址，山東濟南城子崖（新石器時代的黑陶與龍山文化）遺址，以及對東北地區的“昂昂溪文化”的發掘考證工作等等，都是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入侵中國、時局動蕩的環境下完成的。抗戰爆發后，即便物資極度匱乏、身如浮萍漂泊不定，學術大家們也總是希望能在知識中獲得些許慰藉。書中對于梁思成和陳寅恪都有較多的描寫，這兩人都展現出了對于“研究”的高度的熱愛。抗戰期間，梁思成一家為躲避戰火而長途奔襲，原本就體弱多病的林徽因險些因肺病得不到救治而丟掉性命；逃難之時，即便再拮據、再疲憊，梁思成也始終把之前的研究成果——調查中國古建筑時留下的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和記錄等，完好無損地帶在身邊，盡一切力量來完成自己的理想——編著《圖像中國建筑史》和《中國建筑史》。陳寅恪就更是這樣，1937年日軍攻占北平城時，陳寅恪逃出城時，不帶金銀細軟，卻帶了滿滿一汽車的書籍、手稿；而后輾轉于多地，都不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拋棄。

　　這些把自己的研究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流亡的知識分子，實在是令人心生敬佩，也實在為他們多舛的命運感到嘆息。國破家亡之時，武人血戰沙場、保家衛國，而文人想要在書桌實現自己的學術理想，是何等的艱難。并不是這些大師們“兩耳不聞窗外事”，對國仇家難置之不理，而是他們覺得，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潛心學術、教書育人，也是對這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祖國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貢獻。軍人上陣殺敵，普通老百姓專注生產，知識分子專注于文化，這都是在各自的戰場上保衛著國家，都有一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赤子之心。國家只有安定強大了，才能為生活在國家中的每一個人民都提供一片自由發展的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