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告適格論概觀

　　在行政訴訟制度的設計上，如果說允許任何人只要對行政機關的作為(也包括不作為)有不滿都可以起訴的話，那么，不僅會使法院被訴訟的洪水淹沒，還有可能給不得不應訴的行政機關帶來過度的負擔。因此，為了使法院發揮正常的機能、行政機關正常行使權力以及保障向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提供司法救濟，對原告適格的范圍予以一定的限制，本在情理之中。嚴格說來，原告適格論本身，正是這種思維的產物。撤銷訴訟的原告適格，是指提起撤銷訴訟的資格的問題。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俗稱“明治憲法”)中，抗告訴訟被定義為“因行政機關的違法處分而造成的權利傷害之訴”，只有“因違法處分而受到權利毀損者”才能提起抗告訴訟。當時一般認為，抗告訴訟的目的在于恢復因違法處分而受到損害的權利，因此，判例和通說都對原告適格要求嚴格意義上的“權利”侵害。

　　簡言之，只有法律上保護的具體權利受到侵害時，被害人才具有提起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經歷短暫的空白期后進入《行政案件訴訟特例法》的時代。當時，盡管在特例法中沒有對原告適格予以明確界定，但判例和學說站在對二戰前思想反思的立場上，逐步摒棄了那種追求嚴格意義上的“權利”侵害的思維，轉而傾向于對那些擁有“法所保護的權利利益(有時也稱之為“足以受到法律上保護的正當利益”、“法律上的利益”等)”的人承認原告適格。而緊隨其后出臺的現行《行政案件訴訟法》，也繼承了上述思想，并以明確的法律語言，在其第9條中規定， “對請求撤銷處分或裁決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具有提起撤銷訴訟的原告資格。但是，由于《行政案件訴訟法》并沒有明確定義何謂“法律上的利益”，因此，對其如何解釋成為原告適格論的重大課題。坦白地講，“法律上的利益”這一用語本身，具有相當大的開放性，給專家學者尤其是實務界人士提供了很大的解釋空間，使他們能夠靈活應對紛繁復雜的訴訟環境。然而，正如杉本良吉氏所指出的那樣，關于“法律上的利益”的具體內容，即便是在本條款的起草者之間也莫衷一是，最后只能交由判例和學說的發展。行政處分的相對人具有提起撤銷訴訟的原告資格，對此似乎已經不存在什么異議了。比如，某人申請某項行政許可遭拒，若不服當然可以抗告。事實上存在問題的，往往是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的第三人或者是那些在表面上不具有特定相對人的行政處分。

　　例如，當行政機關核準某民間法人設置垃圾處理設施時，那些主張因該設施排出有害氣體會損害自己健康的附近居民，是否可以要求撤銷該行政許可?若可以，其范圍如何確定?是限制在半徑200米以內還是500米以內?再如，針對小學的廢校處分，學生家長可否要求撤銷?原告適格的范圍應該如何界定，換句話說，應該如何解釋“法律上的利益”，傳統上，存在著以下兩種對立的觀點：即“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說”和“值得保護的利益說”。

　　“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說”主張，只有受到實定法即法律保護的才是“法律上的利益”，而那些不受法律保護的，即便再重要也只不過是反射性或者事實上的利益而已，無法成為“法律上的利益”。本學說的特點在于，以法律的規定即通過法律解釋，來判斷“法律上的利益” (原告適格)的有無。一般認為，原告適格若想獲得認可，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第一，原告因行政處分而蒙受了某種不利影響(不利要件);第二，免受這種不利影響(的利益)受到法令上的保護(保護要件);第三，在法令解釋上，原告所受的這種不利影響，無法解消于一般性公共利益當中，作為個人利益，它受到了個別且具體的保護(個別保護要件)。與“明治憲法”時代的行政訴訟觀———抗告訴訟的目的，在于恢復因違法處分而受到損害的權利，判例和通說都對原告適格要求嚴格意義上的“權利”侵害———相比， “本學說沒有將撤銷訴訟當作固有意義上的權利的實現手段，而是把它理解為，當‘法律為人民所保護的利益’受到違法處分的侵害時，當事人以此進行防衛的手段。因而，根據本學說的見解，當處分違反了旨在保護人民利益的強行性法規而給相關人民帶來不利影響時，即使該利益不能稱為權利，也照樣允許提起撤銷訴訟”。可見，在本學說下，原告適格的認定范圍變寬了。

　　本學說采用的“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這一觀念，與《行政案件訴訟法》第9條、第10條所說的“法律上的利益”，在文理上最為吻合;加之，這種觀念與在行政法學上給日本帶來深刻影響的德國傳統公權概念相近;再者，在審判實務中，以實定法上的規定為依據來判斷原告適格，可有效防止撤銷訴訟因原告適格的無限擴大而轉化為盡人皆可提起的民眾訴訟。因此，本學說在判例和學說上獲得了大多數的支持，我們可以將其視為通說。但是，本學說也并非不存在問題。第一，以法律文言來決定司法救濟的可否，這種做法本身不夠合理;第二，在制定法律時，先對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的第三人是否應該提供救濟進行縝密分析，然后再以明確的法律語言來加以界定的情形畢竟鮮見;第三，在諸如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等需要對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的第三人也積極提供救濟的領域，對于通過行政訴訟來加以保護的做法，立法上曾很消極。

　　二、具體案例分析

　　由于拙文肩負著填補原田教授《訴的利益》成書之后的理論空白之使命，因此在判例的選擇上，除個別外，皆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判決。另外，日本在2004年對《行政案件訴訟法》進行了大幅修改，而其重要內容之一，便是擴大原告適格的范圍，因此，該法在原告適格論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義。也正因如此，為了便于論述與分析，暫將判例以2004年修法為分界點，對修法前后的判例，分別加以介紹、分析。(一)2004年《行政案件訴訟法》修改前的判例1.主婦聯合會果汁案1971年3月6日，被告Y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社團法人日本果汁協會等申請提出的，有關果實飲料該如何標示的公平競爭規約予以認定。由于經認定的規約當中，允許不含有果汁以及果汁含有率不足5%的飲料，可以僅以“合成著色飲料”等名義來標示，原告X (主婦聯合會以及該會會長)認為，此種標示方法容易誤導消費者，不符合《防止非正當贈品與不正當標示法》 的規定，于是依法提起行政復議。

　　最高法院的判決要旨如下：因行政處分而有可能使自己的權利或者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受到侵害或者必然地受到侵害的人，具有提起行政復議的資格。這里所說的“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是指法律為了保護私人等權利主體的個人利益，通過制約行政權的行使而保障的利益，它與行政法規出于其他目的，尤其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目的而制約行政權行使的結果，偶然地使一些人產生的反射性利益或者事實上的利益相左”。本案中， “《防止非正當贈品與不正當標示法》的目的，在于公共利益的實現。該法第1條所定的對一般消費者利益的保護，是該法的直接目的還是間接目的，姑且不論，應該說，也是實現公共利益保護目的的一環”。該法的規定，給一般消費者所帶來的利益，是被告Y 在正確地運用該法、實現公共利益保護目的的過程中，使一般國民共同產生的，抽象的、平均的、一般性的利益。換言之，這種利益， “是作為該法實現公共利益保護目的的結果，而產生的反射性利益或者事實上的利益。它不相當于———受到以保護私人等權利主體的個人利益為目的的法規保障的———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因此，單憑普通消費者的身份，無法針對本案中的認定提起行政復議。表面上，本案只不過是一個行政復議的案件而已，但由于一般認為，行政復議的提起資格與撤銷訴訟的原告適格可作同義解釋，因此，本案也經常被視為有關行政訴訟，尤其是撤銷訴訟原告適格的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義。如上所述，在本案中，普通消費者的行政復議提起資格沒有獲得認可。

　　由于通說把行政復議的提起資格與撤銷訴訟的原告適格理解為同義，因此也可以說，普通消費者的原告適格也隨之遭到了否定。仔細閱讀最高法院的判決我們就會發現，在本案中，對于何謂“法律上的利益”，最高法院明確表明，采用“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說”，并將其具體界定為： “法律為了保護私人等權利主體的個人利益，通過制約行政權的行使而保障的利益”。然后在此基礎上，對法律的目的加以嚴格區分：抑或保護公共利益，抑或保護私人等權利主體的個人利益。當某一法律旨在個人權利利益的保護，而由其所保護的利益受到損害時，當事人可以以自己在法律上受到保護的權利利益遭受侵害為由，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反之，若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而制約行政權行使的結果，偶然地使一些人產生一定的利益時，這種利益，則為實現公共利益目的的過程中所衍生出的反射性利益或者事實上的利益，由于不相當于“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當事人單憑這種利益受到損害，無法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

　　三、后記

　　行文至此，為自己的水平有限以及努力不足而忐忑不安的同時，筆者也為履行了兩年前的諾言而感到稍許欣慰。但是，更令我感動和驚訝的是，幾乎半個世紀前，原田教授在《訴的利益》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即便是在今天也不落伍，依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比如，當時，受到老師贊許和肯定的“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說”與“值得保護的利益說”的接近現象，在今天，早已成為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提倡導入的“課予義務訴訟”和“預防訴訟”等，已隨2004年《行政案件訴訟法》的修改而入法;曾經呼吁，作為“現代行政訴訟法的課題”之一，應以新視覺加以積極探討的“團體訴訟”，正成為今天行政法學的熱點話題;指出撤銷訴訟的客觀化并不意味著“民眾訴訟化”的同時，強調“將有關行政關系的訴訟作為市民控制行政合法性的手段來加以積極利用”的思想，依然是我們今后思考包括“原告適格”在內的“訴的利益”時，所應秉持的基本態度和價值觀。

　　最后，請允許筆者代表本人及各位讀者，再一次向原田老師表示敬意和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