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節目試水民生

　　近些年，社會經濟大環境跌宕起伏，熟人社會被陌生人社會幾近完全取代。在當下這樣一個浮躁與焦慮、功利與消費縱橫交錯的時期，婚戀與就業問題的沉重性和直面這些問題的緊迫性就更加凸顯。這種社會現實為相關電視節目提供了持續的社會心理支撐和強烈的現實關注度。 一方面，社會轉型呼喚媒體參與社會改革；另一方面，娛樂節目經由一次一次的娛樂狂潮將娛樂消費推向極致， 無厘頭的自我游戲、故作矯情的主持嘲笑、窺視心理的情感娛樂泛濫。 曾經令人肅然起敬的人道主義和社會責任感，在娛樂狂歡下逐漸衰微。 于是，不滿于這種現狀的人開始邊看邊罵，希望娛樂不僅僅是娛樂。 中國人民大學的喻國明教授曾說：“娛樂類電視節目做得不好是低俗， 是膚淺；做得好，是能夠植入新聞和社會文化內涵的。 ”在大眾文化、快餐文化、物質文化飛速發展的今天，負責任的電視人應當使電視節目真正回歸它的社會本位，在構建社會文化中承擔起引導者的責任。娛樂節目和社會責任并不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概念。無論初衷是什么，在諸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非誠勿擾》在娛樂之中向民生社會熱點問題出發，在娛樂性與社會性之間找到了結合點。此后不久，《非你莫屬》等職場招聘節目也加入了其中。

　　娛樂節目對民生的貢獻

　　《非誠勿擾》 節目官方宣稱：“為您提供公開的婚戀交友平臺，高質量的婚戀交友嘉賓，全新的婚戀交友模式”。 《非你莫屬》的官方宣傳詞是：“為自己的職場生涯博出一條光明之路”。到目前為止，這些節目收視率、廣告量和話語權的瘋狂提升，表明：娛樂節目并非都是一碰嚴肅性強的社會問題就會“死”，而且這類節目在推動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過程中，確實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其中，最直接的就是為參與者解決了現實問題。急于找對象的人，在《非誠勿擾》中牽了手；想找工作的人，在《非你莫屬》里謀到了職位。 這部分人雖然不多，但節目效果是最一目了然的。 節目搭建了一個展示平臺，通過電視的廣泛輻射力，間接地成為眾多待業者和相親者的行動指南和向導。節目通過精心設計的環節， 對應聘者或相親者進行現場檢閱，BOSS 團或者心理專家給予他們評價和建議， 招聘面試的過程被公開化為擇業就業觀的展示和較為專業的人力資源考評過程，相親過程被電視化為婚戀價值觀的表達和人際交友的選擇過程。觀眾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更為可行的參照標準，指導自己的現實交往與工作。 如果說不能直接解決實際問題，但能夠為解決實際問題提供參考或指導，這也是將社會問題進行電視娛樂化表現的重要意義。此類電視節目引發的收視狂潮也讓人驚訝。《非誠勿擾》曾一舉超過統治娛樂天下十年之久的《快樂大本營》，其影響力也由節目現場延伸到人們的實際生活方式改變之中。相親不再被新時代的年輕人回避， 上電視求職的人也絡繹不絕。隨之而來的圍繞婚戀、就業進行的倫理道德、社會思潮、媒介奇觀的討論與博弈，為轉型期的中國的種種生活觀念和心理變遷提供了一個最便捷的媒體窗口和社會學樣本。

　　媒體關注民生，這本身就帶有積極意義。但是，縱觀此類節目的發展軌跡，似乎無一幸免，都伴隨著“噱頭大于實質”的批評，人們對其“民生”訴求總是心存質疑。在娛樂的外衣之下，節目真的在關懷民生嗎？當收視率、廣告量、知名度的提升帶給制作方和參與方巨大利益之后，婚戀交友和求職的結果真的得到了關注嗎？ 婚戀與求職如此具有嚴肅性的社會問題，真的能在瘋狂的娛樂之下得到解決嗎？

　　對民生問題嚴謹性的消解對于任何一個社會問題的關注與探討，首先要求媒體能夠反映問題的真實現狀，闡明各種因素的作用機理，然后找出問題的真正矛盾點，對癥下藥，這樣才能給人們以理性的指導。 按照這個邏輯，更具嚴密理性邏輯的新聞類節目是解決民生問題首選的載體，而更多代表消費主義的娛樂節目則存在先天不足。優秀的真人秀節目， 常常是在遵循嚴格的生活邏輯的同時， 也在戲劇邏輯中求得沖突與娛樂的效果，在真實與虛構、 邏輯與戲劇的平衡之中展現獨有的魅力。但是，在消費主義橫掃千軍的經濟時代，媒體奉行高度的商業化原則，真人秀的生活邏輯在戲劇邏輯的過度放大之下逐漸被淹沒了，話題性、戲劇性、娛樂性成了最搶眼的特點。 作為大眾娛樂節目，必然要考慮如何吸引眼球、保證收視率，這是其生存之道。 《非誠勿擾》和《非你莫屬》也不能超越這個范疇。 在《非誠勿擾》《非你莫屬》中，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逐漸被模糊化，人們從節目中看到的并不是生活中真正意義的相親或招聘，節目的坐標意義和指導價值自然就受限制了。過度娛樂化表達的危險，在于對社會問題嚴謹性的消解。 其表現是從嘉賓選擇、規則設置、現場調度到剪輯制作，感性體驗的滿足取代了理性的展示與思考。

　　嘉賓成了表演者

　　由于嘉賓職業身份和背景的社會覆蓋力和代表性較小，縮小了節目輻射生活的實際半徑。 若想舞臺效果好，節目的核心元素———嘉賓———就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要能言善辯、表現力強；二要有個性，是媒體挑選出來的具有特定意義的“符號”。一份被公開的《非誠勿擾》 女嘉賓選擇標準給我們提供了參照：“有特殊經歷、情感故事者可優先考慮；職業類型比較特殊者可優先考慮；特別愿意表達自己、個性特殊、表現力超強者可優先考慮”。為了增強節目的看點，這些帶有明顯特質的人被放在了舞臺上，不具有鮮明看點的人被擋在了節目的大門之外，舞臺就成了容易出彩的少數人的秀場。 《非你莫屬》的 BOSS 團嘉賓，在表達能力和廣告投放量的要求之下，同樣也出現了“以偏概全”的現象。 BOSS 所能提供的都是營銷、傳媒、編輯、人力資源等幾個少數文科崗位，物理、數學、機械動力等占有就業市場半邊天的理工科專業需求被隱性忽略掉了。

　　情境成了戲劇

　　戲劇性強成就了節目的精彩程度，但卻消解了理性的選擇與展示。 現實抉擇中的條件與滿足的關系，絕不等同于舞臺上面的表現力與故事性。 肖建兵在《也談如何理解真人秀節目的本質與特點》 一文中指出，中國觀眾對真人秀節目更希望看到的是“外在的”“直接表現”的沖突；真人秀最大的賣點就是“可視性和戲劇性”。創造戲劇般跌宕起伏的精彩效果，當然是至關重要的。 這既要依賴節目環節與規則的設置，也要靠嘉賓在現場犀利的語言和行為表現來制造看點。《非誠勿擾》開場時 24 位配有時尚妝容服飾的女嘉賓閃亮登場，不似相親，更像是一場美輪美奐的選美比賽。《非誠勿擾》和《非你莫屬》都采用了“多對一”這種極具對抗性的格局，在一環又一環的規則中，在弱勢與強勢、選擇與被選之間，不斷產生強烈的沖突與變化，各種預想與結果在懸念里博弈著。但是，這種規則終究是游戲的或者說是戲劇的規則，無法真實全面地反映現實的求偶和求職的過程與真相。現實生活中男女雙方怎么可能僅僅通過簡單交流就牽手呢？真正的招聘中又有幾個老板會因為應聘者“有故事”就給他工作呢？

　　秀場引來了畸變

　　此類節目不斷制造出的話語奇觀和個性奇觀，將職場和相親變成了形形色色人物的秀場。秀場是排斥平淡的，于是無論是節目制作方的刻意慫恿，還是許多嘉賓本身為了將“秀場”的效應盡可能延續到場外而為自己謀利， 個性和話語的特殊性都被無限放大。更為嚴重的是，為了“料”足、有看點，一些媒體人和想要“一夜成名”的嘉賓聯合造假，精心炮制、故意炒作、任意媚俗甚至惡俗。“寧可坐在寶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車里笑”，“真想拿鞭子抽你”，“聞都聞得出你身上有沒有錢味”……諸如此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言論輪番上陣。 互相攻擊或譏諷，言語新銳刺激，借助“拜金女”、“富二代”等熱點撩撥觀眾情緒。在一些嘉賓借助“搏出位”的表現迅速成名之時，節目的價值觀也就被扭曲了。另外，節目中一些話題人物的背景、表現與結局，都有明顯經過刻意安排的嫌疑。 也不斷有媒體爆料節目嘉賓身份造假的消息。 表演進入現場情境后， 人的內心沖突和社會的價值走向都被扭曲了，我們又怎能在《非你莫屬》的招聘現場看到嚴肅和專業的人力資源選擇過程呢？

　　結語

　　在消費主義文化之下，“真人秀”其實是被“真實”精心包裝起來的具有特定規則的游戲與表演。相親或者求職這個主題，“更適合被看作是節目借用的載體和故事線索”， 串聯在這個線索上的娛樂元素才是節目的靈魂。相親和求職都不再是節目的關鍵和終極目的，節目過程中的各個元素能否進行充分娛樂化的展開才是節目所追求的。觀眾被戲劇般的情節發展一次次推向情緒的高潮點，相親和求職的結果又有誰會真正在意呢？ 上演的一出又一出華麗的真人秀，與真正需要關懷的“民生”這一實體內容又有多少關系呢？不可否認，《非誠勿擾》、《非你莫屬》 所掀起的收視熱潮，帶給了觀眾心理上的慰藉和排遣，在娛樂化的新形式中滿足了觀眾的感官愉悅。將社會問題以娛樂化的方式進行呈現與討論，也增強了電視媒體的貼近性，增強了公眾對于社會公共事務關注和參與的熱情，并在一定程度上為問題的解決做了努力。 但是相對于收視率而言，這種收效是微乎其微的，并且對造假、炒作等不良現象坐視不管，這些問題所反映出來的公眾媒體社會責任與道德的缺失，更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與思考。

　　在大眾文化擴散和唯收視率馬首是瞻的今天，娛樂終究是淺表的、消費的，對嚴肅問題和參與社會深層次建構是起消解作用的。 以 《非誠勿擾》、《非你莫屬》為代表的職場或婚戀題材娛樂節目，只是在諸多規制和發展瓶頸之下對出路的一種探索，挑戰的是在信息時代媒體節目創新的極限和媒體社會功能的開發，但功能開發的效果是微弱的。 美國社會學者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已對這種現象表示了擔心：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 也有學者曾經告誡我們：娛樂本身是無足輕重的，如果它強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現成為重要文化對話的載體，那么危險就出現了。

　　對電視節目的娛樂化現象，我們要做的不應是過分苛責， 當然也不是放縱其肆意拋棄道德底線而不顧。 應當看到，這類節目在將社會問題進行娛樂化呈現時，在擴展娛樂功能向社會性、服務性方面轉化所做的有益嘗試。在社會經濟轉型、媒介轉型時期，媒體角色的自我重審與定位調整，才是我們應當思考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