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之前就知道堅持的作用。20世紀(jì)80年代初，當(dāng)時我剛剛創(chuàng)立la（北美最大的繼續(xù)教育機構(gòu)），我想請紐約著名的食品店zabar’s的老板穆瑞·克雷恩來做一個“如何開創(chuàng)大食品市場”的演講。我覺得喜愛食品的紐約客應(yīng)該會蜂擁而至地來聽這堂課。我給zabar’s打了電話，并且親自去見穆瑞·克雷恩。當(dāng)時他正忙著朝切魚工大聲吆喝，讓他們把魚片切得更薄些。克雷恩是一個典型的紐約人，他用一種非常紐約的方式拒絕了我和我的請求。

　　在往家走的路上，我覺得很不甘心，于是有了一個主意。第二天早上，我給一家花店打電話，告訴他們每天給zabar’s送價值200美元的鮮花，附上一個給穆瑞·克雷恩的便箋，寫上“請您到la講課”。在20世紀(jì)80年代，200美元可以買到很多花。我告訴花店：“每天堅持送花，直到我告訴你不送時為止。”到了第九天，我開始感到不安，因為我已扔出去1800美元了，卻沒有得到回音。

　　電話終于來了。“贊克，”克雷恩說，“你要怎么樣才能停止給我送那些該死的花？我的辦公室已經(jīng)沒有下腳的地方了!”

　　“請你給紐約人一個晚上的時間吧。”我說。

　　“你的臉皮真厚，不過我喜歡。呵呵，我會去的。”克雷恩說。

　　克雷恩的舉動令所有人都大吃一驚——他帶著大堆的食物來到課堂上。學(xué)生們一邊聽克雷恩的演講，一邊免費享受著zabar’s的美味佳肴。克雷恩把食物帶到課堂的這一招實在高明，因為第二天每個人都在談?wù)撨@件事，對zabar’s來說，這是多么好的宣傳機會!

　　2001年，我希望請到《富爸爸窮爸爸》的作者羅伯特·清崎來講課。我一直給他打電話，但他和搭檔莎朗·萊徹卻不搭理我。我從報紙上看到清崎將在鳳凰城演講，于是在凌晨5點就離開位于紐約威斯切斯特的家，從約翰·肯尼迪機場乘機飛往鳳凰城。我準(zhǔn)時到達了演講會場，請求在午餐的時候和羅伯特會面，他的女助手卻說：“我也沒辦法，你需要預(yù)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