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安

　　近日有幸一睹表演藝術家茅威濤主演的新概念越劇《江南好人》，看著看著，我仿佛看見一只五彩繽紛的風箏，悠然自得地飄飛在中國戲曲晴朗的一碧如洗的藍天下，醒目、耀眼、美麗，令人遐想聯翩。

　　多年前，茅威濤以越劇《五女拜壽》脫穎而出，后又以一出帶著轉臺重新整理演繹的《西廂記》紅極一時。她俊美、儒雅而充滿英氣的小生扮相，她韻味醇厚的尹派唱腔，一時間風靡了大江南北數以萬計的“茅迷”。她其實是完全可以按著“走老路、唱新戲”的路子，順順當當地一直唱紅下去的。但那不是茅威濤。一股強大的不可遏制的創新沖動，驅使她走上了一條不斷挑戰藝術的自我底線和可能布滿荊棘的藝術創新之路。

　　被稱為新概念越劇的《江南好人》是茅威濤又一次充滿風險的藝術嘗試和自我挑戰。

　　劇目取材于20世紀最重要劇作家德國布萊希特的代表作《四川好人》。布萊希特的戲劇有強大的思想、思辨的力量。茅威濤所看中的正是《四川好人》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和人性變化中的某種具有隱喻意味的潛在的呼應性。人們從沈黛行善做好人遇到的幾乎無法逾越的困難：無賴、敲詐、欺騙、暴力，甚至連自己心愛戀人也加入了欺騙的行列，從而不得不借助自己假扮的“表哥”隋達無惡不作的伎倆來支撐自己行善的故事。這出戲對于茅威濤的藝術追求來說，人文依舊，但思想已經轉變為思辨，結論已經轉變為悖論。誠如戲中唱道：“非彼非我，善惡互變，倚仗惡來保護善。”全劇以一種人性的嚴肅拷問和對社會的哲理思考，把一大堆二元對立很難找到現成藥方的問題留給了觀眾，去思索去探尋。題材冷峻的內在深刻矛盾形成的思辨性，對習慣于才子佳人的越劇本體和卿卿我我的越劇觀眾，都是一座極難逾越的峻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