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吃紅薯，做午飯的時候，對母親要個紅薯。母親笑了，指著兩大堆紅薯說：“這邊是南瓜薯，那邊是粉薯。”那兩堆紅薯足有數百斤。我看出母親臉上的自豪。母親說：“送了一只大的給曙英，八斤打不到。”

　　八斤打不到，就是超過八斤的意思，這是一個很嚇人的概念。一只紅薯，大的有斤把重，小的就二、三兩。如果收成好，則有數斤重的大薯，大到八斤重，有點放衛星的味道。

　　其實，斤把重的紅薯味道、營養最好，品相也較完美，也是總產量高的理想個重。紅薯太大，品相必然有缺陷，色澤不潤、不勻，味道也差些。大薯的價值實在在于其對于種植者的精神價值。豐收，是對勞作者的首要肯定，特別成果，則是對勞作者的最高精神獎賞。這個世界，總有許多人畢生在追求，猶如一個不斷接受考試的學生，八十分算是良好了，九十分算優秀，九十九了，那就是八斤打不著了。

　　我的母親，就種出了八斤打不到的紅薯。

　　母親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沒有讀過書，不知道地位的價值，不知道權力的魅力，不知道日進斗金的光輝燦爛；所以，在常人的心中，她就是一個對社會沒有貢獻的平庸人，連她的兒子也沒有正眼瞧過她的勞動成果。但在母親的精神世界里，她是有志向的，那就是把用汗水和智慧讓那幾小塊土地不斷產出她心中盼望的成果來。于是那土里真的變出了油菜、花生、棉花、芝麻、紅薯……母親沒有文化，不會記賬，風雨如刀，將那些數量刻在母親的臉上。凡人的肉眼看不到的勛章掛在了母親的胸前，把她的腰都壓彎了。

　　母親不懂得美容的含義，也不懂得養生的竅門，她只懂得天時地利對于農作物的含義。在北京的時候，聽到兒子說節索到了處暑，她就會順口說出：“處暑蕎麥白露菜。該種蕎麥了。”聽到立秋了，她就會說：“立秋一把稈。”意思是立秋之前要把晚稻栽好，不然再好的苗子也沒有收成。她住在北京的時候，常被請到動輒數千元一桌的飯局，偶有一天花數百元看故宮、頤和園的過洋癮，兒子花鈔票花得她都麻木了。但她心里絕不會忘記：七月半，借花看。棉花該開了，不能過雨，不然就沒了好等級（早年收棉站按等級收棉）。就天天吵著要回家。

　　自然總是那么嬉皮笑臉地變化著，不斷地撕扯的母親作為勞作者的神經，但土地也一直很公正地把母親該得的成果奉獻給她。于是田埂、地塍上總有一個佝僂的身影在艱難地搬運著地里的產品。她沒有幫手，什么都得靠自己。農事不等人，該做什么就得做什么。假日可以不要，生病了怎么辦？生病？做事的時候還生病嗎？母親的回答會是這般沒有邏輯，但事實就是這般沒有邏輯地存在。

　　花生變成了孩子們過年時的笑臉，棉花成了兒女、孫輩的被褥，成全了孩子們許多的溫夢。更多的農產品引來了販子們的吆喝。見天清早，農用車就打破鄉村的寧靜，手提式的喇叭放著夸張得過份的丑嗓門：“收——花生，收棉花，收芝麻，收豆得。”那聲音十分的粗暴，沒有絲毫的溫柔和專業韻味。那些販子把許多像我母親一樣的勞作者的心血以十分低廉的價格收走，再運到外地賺不錯的差價。我的母親也一樣會把兒孫們要用的留下，把其余的毫不猶豫地送到販子的車前，接受販子的宰割。販子很剛硬：“就是這個價，賣不賣隨你。”破嗓門就是“鐵筆朱”，任憑勞作者苦苦的哀求，也不會把價錢上浮分文。販子賺夠了之后，那些勞作者的成果就進入大都市，給鄙視鄉村人的都市人以溫暖、能量和快樂。

　　母親就用這些十元、五元、一元的紙幣換食鹽、電費，替在外地謀生的兒女們擔當各種各樣的人情花銷。

　　東西賣出去了，母親心和她住的農舍里一樣變得空蕩蕩的，母親不再整夜擔心老鼠的侵害。風透過窗戶，吹在母親的衣箱上，呼喚著箱角里的各種種子，制造著母親美麗的夢想。

　　母親賺的那些錢夠不上闊綽者一頓飯、一條煙，所以人們有理由輕視母親這樣的勞動者。我作為母親的兒子也未免這樣的思想，甚至以此為理由，認定母親的頑固不化、不明事理；以此為理由不肯到田間為母親幫忙。

　　歲月的硝煙被純凈的露水濕潤，天地間就會漸次變得清晰。這世間做大事、難事的人多了去，聲名顯赫、身價過億的人也大有人在，但這些人中有多少可以肯定自己做的事是真正對社會無害、對人類有益的呢？又有多少人可以肯定自己在追求成果的過程中沒有絲毫令自己汗顏的斑斑劣跡？有多少人可以肯定自己的貢獻比自己的消費大呢？

　　是的，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衡量，貢獻大于或等于自己的消費，作為一個人來說就不是社會的累贅。

　　千千萬萬個和我母親一樣的人，占有極少的資源，辛勤勞作，不斷用自己的勞動成果奉獻給社會，只消費作為勞動力成本的極少部分。他們像一粒塵埃，被風吹到偏僻的大地一隅，就在上帝給他們的這個角落做著創造性的工作，展示著他們的智慧，完成她博深的愛。

　　世界因此實在、美好，因此走向永恒。

　　這就是生命的真諦。

　　八斤打不到，多么瑰麗的詞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