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中學時候，有一位和藹可親的班主任老師，他總是讓我念念不忘。

　　班主任老師姓李。李老師戴一付很好看的黑邊眼鏡。可能是年紀大了，頭發大部分都已花白，背也有點駝。他教我們的語文課，他上課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愛吐痰。咳嗽得也很厲害，每次都把臉憋得紫黑。后來才聽說，李老師有病，天天都熬一大碗黑乎乎的中藥湯。還說他是大上海一所大學的教授，犯了一個叫做“右派”的錯誤，才被下放到我們這所學校。李老師的課講得風趣幽默，真不愧是有學問的人。他博古通今，無所不精。除了教我們課本上的東西，有時還經常給我們講一些很有趣的生活小故事。讓我們這些孩子，個個都聽得入迷。但那時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知識成了罪孽，學校里除了游行就是武斗，搞得我們這些不懂世事的孩子，也跟著那個瘋狂的年代一起瘋狂。

　　在我們班的47名學生當中，李老師對我特別偏愛，他說我這小子鬼頭鬼腦的，一定是個可造之材。那時候，李老師就住在操場北邊的那間低矮的小屋里，他常常以班務的名義把我叫到他的那間“辦公室”（其實是他的宿舍），但他從沒問過我班上的事情，每次都是叮囑我要好好地念書，說不學好文化知識，將來就一定是個無用之人。為了激發我的學習興趣，他給我展示了他那豐富的藏書。他的書也真多，一排排整齊地放在那張床上，有的已經很舊了，紙都是黑黃黑黃的，有的就像磚頭那么厚。他選了幾本，偷偷地讓我裝在書包里。說實在的，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里，李老師的這些書，讓我找到了另外一個有趣的童話般的世界，我如饑似渴地讀著那些世界名著，吸取了豐富的知識營養。慢慢地，我還真的是愛上了這些書。從此，李老師便很少安排我參加其他活動，他總是以各種借口把我留在學校里，使我遠離了那些無聊的游行、貼標語等學校組織的革命活動。

　　念初二的那一年春天，李老師的病就越發厲害了。我們每天早上出操的時候，都見他蹲在操場邊上，一手捏著肚子，一手支撐著腦袋，顯得極痛苦的樣子，上課也沒有以前那么樂觀了，總是陰著臉，很機械地給我們念念課文，就無精打采地坐在講臺的一角瞇眼睛。我知道，一定是那病魔又在折磨他了。

　　母親聽說李老師病得厲害，就常常向我打聽李老師的事，她知道那個教書先生對我很照顧，所以母親對李老師也特別地關心。

　　李老師是那年秋天病逝的，就死在了操場旁邊的那間小屋里。因為誰也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也不知道他還有沒有親屬，學校就派人把他埋在了郊外的一塊雜草叢生的荒地里。他什么都沒有留下，惟一的家產就是那堆書。對于李老師的死，我偷偷地哭了好幾天，還偷偷地跑到他的墳前，默默地站立了很久很久……

　　一九七七年，高中還沒畢業，卻趕上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這時人們才如夢初醒。雖然我當時還沒滿18歲，但父母還是把我送進了考場。高興的是，我以優異的成績被一所名牌大學錄取了。只有我知道，是李老師的教誨，才讓我沒有荒廢那段難忘的求學生涯，是他教給了我知識，更教會了我如何做人。

　　如今，李老師已經離開我們三十多年了。遙想遠去的歲月，心里總是難以平靜。人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所以，每年的教師節，我都會為李老師點上一炷香，默默地追憶著那如煙的往事，以表對恩師的懷念。